一本源流-80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操、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

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操形象。

1、 曹操：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 赵宝峰 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 赵宝峰 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 李卓吾 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

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操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 魏 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操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操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

《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

参考资料：http://yangjiang.gdrtvu.edu.cn/Ke%20Jian%20Zi%20Yuan/048/disici.htm。

缂丝的源流历史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民族团结是民族平等的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各民族只有团结互助，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

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和睦相处、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奋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把各民族紧密联结在一起；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齐心协力，才能更好地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国家的发展稳定繁荣。

扩展资料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确立之后，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巩固和发展,主要渠道是：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逐步缩短先进民族同落后民族之间的差距。

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逐步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通过发扬民主、调整民族关系、进行自我教育,正确处理民族间的矛盾。

经常地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克服各种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残余的影响，以及一切不利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消极因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竹马戏的剧种源流

据日本学者藤井守一先生研究考证，中国的缂丝织物远在彩陶土器时期（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已存在，到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缂丝织物制作已很精良。（仅从史料词汇中探寻，没有实物无法证明，缂丝最早出现于何时尚待考证)。

中国新疆楼兰古城汉代遗址中曾出土“中西（域）混合风格”缂丝毛织品。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又发现了缂丝毛织物，其制作极为精美。二十世纪初，曾在亚洲进行过三次深入探险考古的英国文物大盗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年）所著的《新疆之地下宝库》中，推测缂的工艺由来已久，作为一种特殊工艺的缂丝最早来自西域少数民族的缂毛。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互通有无，“丝绸之路”上往返的丝织品中，主要有绢、绸、锦、缎、绫、罗、纱、绮、绒、缂等。1973年，在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出土的一件十分珍贵的缂丝腰带，中国的考古学家考证是公元7世纪的舞俑腰带，就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件缂丝实物。

缂丝起源于何时已很难考证，但从传世的实物来看，早在中国汉魏之间就有了。在蒙古出土的有汉代“山石树”丝织的残片，它的织造方法“通经断纬”，与北京双塔出土的宋缂丝“紫汤荷花”完全一样。缂丝工艺发展到唐朝时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不断发展和完善。当时的制作多为丝带等实用品。缂织技法一般以平缂为主，花地之间的交接处尚有明显的缝隙即“水路”。此外，也有掼、构和搭梭等缂织法。唐代缂丝的纹样题材一般以简单的几何形花纹为主，色彩主要是平涂的块面，还没有使用晕色匹配，故色彩层次不够丰富，但有的已使用金线作地纹，增强了装饰效果。缂丝工艺也在这个时期随着谴唐使和各国的留学人士传播到世界各地。以至于今天我们还能在邻国日本看到百姓将缂丝作做为自己该国最为贵重的面料用来制作腰带、和服和日本僧人的袈裟。我们甚至还可以从。

“本缂丝”的织造中略看出汉唐时期中国巍巍大国的风范。隋唐以后，已经用缂丝制品作书画包首。 明代，朝廷力倡节俭，规定缂丝只许用作敕制和诰命，故缂丝产量甚少。明宫廷“御用监”下设“缂丝作”，以管理缂丝的生产。但宣德朝后，随着国力的富强，禁令渐弛，织造日多，并重新摹缂名人书画，“南匠北来效技呈能，制作之精不亚宣和”。至明成化年，缂丝生产已再趋繁盛，作品主要产于苏州、南京和北京等地。缂丝艺术风格深受江南文人绘画的影响，多摹缂当时名家的画稿如缂丝艺人吴圻、朱良栋、王统等缂织沈周、唐寅、文征明等人的画稿即名噪一时，其中缂丝《瑶池献寿图》、缂丝《沈周蟠桃仙图》等佳作终为宫廷所收藏。

缂丝生产被皇室垄断，技艺的装饰意味就显得尤为浓厚了，创造出凤尾戗和双子母戗等新的技法，甚至在纬线中掺合了孔雀的翎毛等珍贵材质显示皇家风范。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服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江南地区也出现了小型作坊之间的经济竞争，高档面料也在不段尝试新的方法，质地也越发的柔软，“明缂丝”就这样应运而生了。此时江南缂丝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当时，苏州齐门外陆慕镇已有一批艺人，从事缂丝织造。名工朱良栋缂制的《瑶池献寿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轮廓清晰，尤为冠绝。明代缂丝最大的特点，一是御用缂丝，进献朝廷，制作皇帝的龙袍。北京十三陵地下宫殿出土的皇帝龙袍就是一例。二是把写实与装饰相结合，内容有山水、花鸟、人物和书法等，以小幅册页为主，富有装饰性；尤其缂织人物，前所未有，可称得上一大创举。名家吴圻缂织的沈周《蟠桃仙》和《戏婴图》，人物开相全系缂织，形态生动，栩栩如生，呈现了缂丝艺术的独特风格。

从明万历年间到了清朝的康乾时期，江南的丝织业被皇权牢牢的控制着，缂丝也成为了皇权的象征。明清的龙袍衮服、宫闱之内的日用品、官员等级象征的标志——官补，无不是缂丝中的上品佳作。缂丝在大清朝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出现了双面缂、毛缂丝和缂绣混合法（即融和了缂丝、刺绣、绘画等多种工艺）。 清代，缂丝艺术品均采用缂、绘相结合，别具一格，创作出一批精巧工细的作品，如缂丝艺术品《三星图》、《八仙庆寿图》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采用诗文通篇缂于幅面的比比皆是，如《御制三星图》上截缂乾隆皇帝的“三星颂”和《岁朝图》，下截蓝色隶书乾隆御制岁朝诗，文字书法缂织精细，显示了名工巧匠的高超技艺。

时至晚清，随着国势衰弱，中国近代战乱不断，缂丝工业出现了濒临绝种的状态，缂丝粗劣之作充斥于市，即便宫廷所用之物也罕有精品。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日本商家大批量的向中国订购和服腰带和贵袈衣（日本和尚高档礼服性袈裟），缂丝行业迅猛发展，苏州、南通及杭州周遍地区缂丝厂家和作坊也逐渐成立。苏州先后建立了苏州缂丝厂、吴县东山缂丝厂，蠡口、黄桥、陆慕缂丝厂，称为五大缂丝龙头厂，共有六百余员工，缂机六百多台。除了生产缂丝艺术品之外，主要生产缂丝日用品——和服腰带。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工艺美术外贸出口任务猛增。和服、缂丝腰带由于受到日本客户的青睐，出口需求量逐年上升，各缂丝厂家纷纷添置缂机设备，人员达一万之众，缂机上万台，超过历史上。

任何时代，缂丝生产空前发展，几乎形成“村村有工厂、家家有机台”的规模。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从1985年初开始试制。

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在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中是较有声望的单位，它曾经被称为全国工艺美术行业中四大明珠之一。虽说当时苏杭两地的缂丝业也都刚刚重新起步，南通的缂丝技艺还是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缂丝艺术传人王玉祥，在研究和传承缂丝技艺过程中，继承缂丝艺术传统的同时大胆创新，成功地复原出缂丝引箔腰带，经过几个月的研制，江苏第一条缂丝类引箔腰带在南通研制成功，并能小批量生产。同时王玉祥将这一技术无偿的分享给业内的另一位苏州缂丝大师——王金山先生，为南通工艺美术行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引箔腰带技术基础上，南通又从日本学习了中国远古的原生态缂丝技术——本缂丝（日本称“本缀”）的技艺，接受了日方赠送的一台日本300年前左右的木质机台（这台机样至今还完好地保留在南通宣和缂丝研究所内）。这样就也形成了苏州以生产明刻丝为主，南通以本缂丝生产为主的两大缂丝工艺流派。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工艺美术外贸任务日趋下降，缂丝日用品生产面临困境，企业劳动力过剩，生产萎缩，技艺人员外流，绝大部分企业停业转向。仅苏州刺绣研究所和南通宣和缂丝研制所（原南通户田经贸）两家仍坚持生产，他们大胆探索、积极创新，把东方的缂丝艺术与西方的绘画艺术、摄影艺术相结合，先后缂织了一批艺术新品《静物》、《孩童》、《大卫人像》等，给缂丝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宣和缂丝研制所在制作过程中，用干燥草、干燥花制成箔纸，再切割成细条织在面料里，使其画面更加贴近自然；把丝毯织法移植到缂丝技术法中，使画面的立体感增强，更具生动性等技法充实这一古老而年轻的传统工艺。除了制作常见的贵袈衣和腰带外，同时还制作唐卡和名人书画摹缂等工艺作品。其中摹缂张大千的《花鸟》(1941年）、范曾的《东坡吟啸图》(1987年）《简笔高士》(1996年）等作品，不但摹刻出山水人物画原作的风格和内容，还将每个画家的用墨风格、墨色、笔锋等细部特征，表现的丰富而生动，维妙维肖，宛若天成，其织理之美，又别具经纬交织的风韵。

当今，从事缂丝生产企业仅有南通宣和缂丝研制所（南通三和经贸）、苏州刺绣研究所有限公司、王金山大师（缂丝）工作室和吴县光福、黄桥、角直等地的王嘉良、过焕文、吴文康、陈晓君以及新生代的郝乃强等民间艺人。主要生产缂丝艺术品和缂丝日用品“和服腰带”“贵袈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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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马戏流行于福建漳浦、龙海、东山、云霄沿海一带和台湾省。起源于一种叫“竹马灯”的舞蹈在当地汉族民间歌谣、小调、南曲等说唱伎艺基础上，吸收融合了闽南木偶戏，梨园戏的一些音东唱腔和表演程式而逐渐形成，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初称“子弟班”，后因开场第一个节目叫《跑四喜》 ，由四个旦角扮演春、夏、秋、冬四个角色，骑着竹马出场，边舞弄边唱曲，遂改称“竹马戏”伴奏乐器以琵琶、洞箫、横笛为主。艺术特点是演员少，节目短，剧目多为反映汉族民间生活的小戏，化妆、道具简单朴素。戏班名则有竹子弟、玉兰子弟、老马、新马等。

竹马戏早期的剧目以弄仔戏为主，表演时多为一生一旦或一丑一旦，如《砍柴弄》、《士久弄》、《搭渡弄》等。也有二丑二旦的表演，叫做双弄，如《番婆弄》。明末清初，受到其他剧种的影响，竹马戏也演大戏，如《王昭君》、《赛昭君大报冤》等，角色行当增至七个，即生、旦、净、丑、末、贴、外，时称为七脚戏。

竹马戏是从汉族民间歌舞竹马灯舞发展起来，表演动作多集中在上身和面部眉眼传神，因此，脚步不如手的动作丰富，一般只是上身左右摇摆和扭动，这是早期扮演者骑竹马，下身为画上马腿的垂幅所遮盖和只能进退表演的痕迹。表演形式上还保持“地下台”的特点，一出台走“大圆圈”，丑角用“大跳”，生角用“小跳”，女角踏“四角头”。旦丑的表演有一套独特的程式：旦角手置前胸，脚行蹀步，行进时，脚尖翘起，每步约3寸；手法有指手、分手、啄手、螃蟹手等。“举天”是旦角特有的动作，表演时用垫脚，双手举天，与梨园戏举天的表演有所差别。早期旦角演出常把脚跟提起藏在裤管里，脚尖着地，另装木蹄，犹如缠足妇女行走，袅袅娜娜，近似京剧的跷功，为汉族民间小戏所少见。丑角的基本身段有曲腿、摇肩、雀跃；表演程式有跳步、双手指地、一手指身边、一手指肚边、舒扇在肩边、出水看等。表演粗犷活泼，一句道白就有一个动作，一种表情。老艺人林顺天在《过渡弄》扮演臭骚的丑角形象颇像出土的古代陶俑 。

唐代，皇宫里就有优伶扮演竹马舞的娱乐活动，并逐渐流行到汉族民间。李白《长干行》诗云：“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杜牧《杜秋娘》诗曰：“渐抛竹马列，稍出舞鸡奇。”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北宋汴京和南宋临安正月十五元宵节“社火”活动，有“小儿竹马”、“踏跷竹马”、“男女竹马”等演出形式。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有萧何“骑竹马上”的表演。明人阮大铖编的剧本《双金榜》中也有“跑竹马”的舞蹈。

南宋中叶，漳浦已有戏剧活动。据漳州北溪人陈淳（1153～1217年）于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 《上傅寺丞论淫戏书》称：“某窃以此邦陋俗，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唱率，号曰‘戏头’，逐家聚敛钱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今秋自七、八月以来，乡下渚村，正当其时，此风在在滋炽。”所谓“乞冬”，即当地农民请优人作乞求来年丰收的演出。今竹马戏演出的开场节目就是上述的《跑四喜》。竹马戏早期主要演“弄子戏”。如《砍柴弄》 、 《搭渡弄》 、 《唐二别》等，只有旦、丑两个角色，表演粗犷，音乐唱腔主要用汉族民间小调。

明代，是竹马戏兴盛时期，正统年间（1436～1449年）前流传到广东省陆丰县。据20世纪50年代老艺人林力中说，传到他这一辈已有22代，传到老艺人黄瑞的孙辈已有24代。这时期泉腔盛行闽南，流传于漳州、龙溪一带。据明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记载：“（龙溪）地近于泉，其心好交合，与泉人通。虽至俳优之戏，必操泉音……”

竹马戏在清初就随着漳州人迁台而移植台湾。《台湾历史札记》载：“顺治十八年，何斌业令人将港路密探，于元夕大张花灯、烟火、竹马阵、采声歌妓，穷极奇巧，诸王与苗长卜夜欢歌。”台湾吴腾达先生所撰《布马阵》说：“布马之起源甚早，但原先并非叫布马，而是与布马形态类似的竹马戏……有两个不同起源的传说，一是：据说在宋朝时，有个粗人，因救驾有功而获皇帝赐官，但因其不识字，皇帝只得赐其一些侍从，派其四处巡视。民间也因此故事起而效之，渐渐演衍成布马戏的表演。二说清朝时，某位忠臣遇奸佞陷害而满门抄斩，唯其子侥幸获救而亡命在外。某日皇帝出京游玩时遇刺，恰好被这位忠臣遗孤所救，因而皇帝便封其荣街，赐白马以使其衣锦还乡，由于他一向在山林野泽中流浪，不曾骑马，以致一路上险象环生。”

至清代，漳浦也有唱南曲的。乾隆年间（1736～1795年），漳浦《六鳌志》载，当地有风火院，实是南曲馆，每逢神灵寿诞，或人家婚丧喜庆，群聚于元帅庙唱南曲。乾隆十三年（1748年），漳浦人蔡伯龙《官音汇解释义》记载：“做白字，唱泉腔。”这时期，流行于漳浦、华安的竹马戏大量吸收泉腔音乐及其剧目如《王昭君》 、《陈三五娘》等，并以南曲为主要唱腔。此外，竹马戏也受正字戏、四平戏、汉剧、徽戏的影响，吸收《燕青打擂》 、 《李广挂帅》 、 《宋江征方腊》等剧目，而有很大发展。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南靖县金洋人庄复斋在《秋水堂诗集》中记载竹马戏演出《王昭君》时的盛况：“一曲琵琶出塞，数行箫管喧城。不管明妃苦恨，人人马首欢迎。”当时，竹马戏班的艺人往往从正月初四出外演出，至十二月二十四才回家，一年忙到头。光绪年间（1875～1908年），王相主修的《平和县志》载：“岁时元日，诸少年装束狮猊、八仙、竹马等戏，踵门呼舞，鸣金击鼓，喧闹异常。”至20世纪20年代，漳浦有18台竹马戏子弟班，仅六鳌半岛就有竹马戏8个班，其他如城关、佛昙、古雷等，有“竹子弟班”、“玉兰子弟班”、“发子弟班”、“老马班”、“新马班”等。清末民国初，还出现女艺人林安仔（漳浦六鳌人）参加演出。当时群众非常爱看竹马戏，曾流传有：“三日没火烟，也要看‘合春’（合春班名旦）”，“三日没米煮，也要看‘戊己’（合春班名旦)”的戏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竹马戏又获生机。1952年，竹马戏老艺人林金泉、林旺寿、林乌治、林顺天、林文良等人应邀参加龙溪专区文艺会演，演出《砍柴弄》 、 《搭渡弄》 ，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53年至1959年，曾三次参加漳浦县业余文艺会演，都受到奖励。1954年，在漳浦县深土乡新院前村培养一批青年演员，组织竹马戏业余剧团。

20世纪30年代，由于艺人全是文盲，艺术传授只是依样画葫芦，加上受周围其他剧种如潮剧、汉剧、歌仔戏的冲击，竹马戏渐趋衰落。民国23年（1934年），漳浦县只剩下“老马”和“新马”两个戏班，到民国28年（1939年）则完全散班。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由于歌仔戏在漳州的勃兴等原因，竹马戏渐趋衰落。但作为根植于汉族民间沃土、传统深厚的戏种，其艺术生命永难止息。不少传统剧目数百年来一直在村坊中流传，久演不衰。其中如《昭君出塞》 、 《状元游街》等，已有近千年历史，至今保留。南靖县金山镇每年农历正月十三都有《昭君出塞》的竹马戏演出。当地人称之“马艺”。

1962年，漳浦县成立发掘、抢救竹马戏艺术遗产工作组，对竹马戏的历史、剧目、唱腔、舞美进行发掘和整理，记录了10几个剧本。1962年底与1963年初，北京及省、地文化部门专家和研究人员相继深入漳浦县调查、观摩竹马戏的演出，组织学术讨论，撰写一批研究文章和调查报告。“文化大革命”期间，剧团解散；80年代恢复，改名为漳浦县深土乡竹马戏剧团。1984年9月，漳浦县编印《竹马戏历史资料汇编》一书。1990年7月，聘请竹马戏老艺人林金泉，给漳浦县专业剧团年轻演员传授《跑四喜》 、 《唐二别》等剧目，这一古老剧种得以流传下去。

至1997年，在漳浦县六鳌乡等地仍有散存的竹马戏民间曲馆继续活动。漳州市文化部门已制定了抢救保护计划，将组织人员对竹马戏剧目、曲目及相关情况做进一步收集整理，使竹马戏的历史渊源，在中国戏剧中的地位，剧目、曲目、服装、道具、表演特色等更加明朗清晰。将对《跑四美》 、 《唐二别妻》 、 《昭君和番》等剧目做抢救性重塑排演，重组竹马戏民间职业剧团。

竹马戏这一历史悠久的“戏曲活化石”，如今日益引起海峡两岸艺术家和有识之士的重视。为了抢救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漳浦县组织起竹马戏职业剧团。全国许多戏曲专家前往漳州一带，对竹马戏开展整理和研究。在漳州流行数百近千年的剧目《状元游街》 ，仍在台湾流行。表演中，状元公骑白马，穿红袍，在丑角马夫的牵领下，和着锣、鼓、钹等打击乐器的节拍，做出各种滑稽夸张的动作。一生一丑，配合默契，丑角始终是戏中的灵魂人物，和漳州竹马戏传统的表演风格如出一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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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在东汉末年至西晋初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东汉末年，皇帝昏聩无能，宦官专权，朝廷腐败，百姓苦不堪言，进而爆发了大型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乱世之中，一代枭雄与英雄人物竞相涌现。

是时，袁绍和曹操领众诸侯以平“十常侍之乱”为名冲人皇宫，汉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慌乱出逃。在各路诸侯争相寻找刘辩和刘协的过程中，原屯兵凉州的董卓因救驾有功随即掌控朝中大权，废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

生性残暴的董卓倒行逆施，引发多方愤然。曹操假借圣旨之名，召集群雄联合讨伐董卓，迫使其挟汉献帝至长安。董卓后被其义子吕布所杀。

此后，袁绍欲谋长沙太守孙坚手中的传国玉玺，孙坚在逃避途中遭荆州刘表所袭而两相结怨。孙坚在后进攻荆州之时死于战中。与此同时，袁绍与公孙瓒在河北地界争斗，爆发界桥之战。曹操广泛招贤纳才，刘备不断扩充实力。此时，群雄逐鹿中原的雏形初成。

董卓死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汉献帝于许昌建都，并运用权谋除去了吕布、袁术等人。在其后的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继而一统北方，为此后魏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江东，孙坚之子孙策多年苦心经营，终于称霸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孙策亡故后，其弟孙权继业。孙权在周瑜等人扶持下，为吴国的建立积聚了强大的实力。

刘备则与关羽、张飞二人桃园结义，共同立起辅佐汉室的大旗。刘备在汝南遭曹操战败，投奔荆州刘表。而后刘备三顾茅庐，请得足智多谋而又心怀天下的诸葛亮辅佐。

曹操统一北方后开始举兵南征，矛头直指荆州和江都。此时，刘表亡故，其长子刘琦守江夏。次子刘琮接管荆州，后投降曹操，荆州于是落入曹操手中。

面对曹操南征之势，刘备遣诸葛亮往江东与孙权结盟。诸葛亮凭借机智在江东舌战群儒，最终促成孙、刘联军，并在赤壁之战中通过反间计、连环计、苦肉计等一系列有步骤、有计划的行动，大破曹军，谱写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篇章。

赤壁大战过后，刘备、孙权转而互争荆州。孙权遣鲁肃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在诸葛亮的劝谕下多次推辞。周瑜向孙权献计，欲骗刘备前往东吴迎娶孙权之妹孙尚香为妻，进而扣留刘备，威逼诸葛亮以荆州换之。

不料周瑜的计谋都被诸葛亮屡屡识破，致使其“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最终在诸葛亮的讥讽中呕血而亡，留下了“既生瑜，何生亮！”的长叹。

周瑜死后，吴军忙于与曹军开战。刘备则在诸葛亮的劝说下打败刘璋，夺取西川，并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自封汉中王。至此，天下大势抵定，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刘备在巴蜀称帝，国号蜀汉；曹操称霸中原，后由其子曹丕篡汉，改国号为魏；孙权则坐镇江东一方。

后东吴与曹魏修好，孙权受封南昌侯。东吴大将吕蒙以白衣渡江之计夺取荆州。此时正在攻打樊城的关羽不得不退守麦城并在突围过程中被擒。关羽宁死不降而被孙权斩首。张飞亦被部下范强、张达所杀，刘备痛心疾首。

孙权继而拜陆逊为大都督，大败蜀军。刘备在率败军撤至白帝城之时病倒，并在临终前向诸葛亮托孤。曹丕此时趁机联合东吴、南蛮、羌族和蜀汉降将孟达进攻蜀国。

诸葛亮派出马超、赵云等猛将把守关口，又派出李严，邓芝等人说服孟达与东吴。诸葛亮则亲领大军七擒七纵，平定了南蛮孟获之乱。

后曹丕病逝，其子曹睿即位。诸葛亮六出祁山，决心为刘备完成匡复汉室的遗愿。在此其间，诸葛亮收复姜维并以己平生所学相授。

诸葛亮最终因操劳过度在五丈原病逝。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兴兵抗魏却被昏主奸臣所害，逃往阆中。魏将邓艾趁蜀国内乱之际发兵进攻，蜀主刘禅不战而降，蜀汉至此灭亡。姜维在司马昭的围攻下身负重伤，拔剑自刎。

东吴孙权死后，内乱不止，吴主孙亮被独揽大权的孙琳所废，孙休被立为帝。孙休联合老将丁奉除掉孙琳将大权夺回手中，但东吴此时也已呈现大江东去之势。在魏国，曹睿死后曹芳继位，司马懿从曹爽手中夺得兵权。

后曹芳被废，司马兄弟立曹髦为帝，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大权独揽。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位，改国号为晋，魏国灭。吴国最终被西晋所灭。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百年战乱终于在此划下句点，西晋开拓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扩展资料：

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

如曹操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

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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