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界之家-20

为什么科学家会与企业家发生冲突？

在东北地区提起姜伟涛，几乎无人不晓。除了他拥有资产千万，连锁店有400多家外，更重要的是他那传奇般的成功经历。

　 （一） 诚实，使他初闯商海获成功。

1968年，姜伟涛出生在吉林省辽源矿务局一名煤炭工人的家里。1984年，姜伟涛初中毕业，总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但因外语成绩差而被重点高中拒之门外。懂事的他不愿因自己的复读而拖累本就贫寒的家庭和多病的母亲，年仅17岁就顶替父亲下井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为了充实和提高自己，他先后报考了创作函授、乐理函授和法律专业自学考试，很快，他的音乐特长和自学精神引起了所在单位工会领导的重视，经常让他半脱产去搞一些文艺宣传活动，但因此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1989年春，颇具个性的他愤然辞职，拿着自己所有的积蓄--400元钱"下海"了。

在哥哥和姐姐的帮助下，他用东挪西借来的2000元钱在梅河口市新建的轻工市场内租下了一个摊位，到沈阳进了首批日用品，开始淘自己生命里的第一桶金。那段日子，姜伟涛每天一大早起床，吃完早饭，从家里骑自行车走8公里的路程到山城镇，然后坐通勤车去梅河口市，在市场上像所有的摊贩一样和顾客讨价还价，分毫必争。午餐通常是一根麻花加一支雪糕，还要记到消费账中去，晚上8点多才能回家吃晚饭。就这样，时间不长，这个既聪明又能吃苦的年轻人在小小的梅河口市就声名鹊起。走在街上，许多人都能叫出他的名字。

但是，姜伟涛不满足于总是和别人走在同一道路上。手头拥有了十几万元的流动资金以后，他决定在服饰精品这一当时梅城商界尚无人敢尝试的领域吃一回"螃蟹"。梅河口是个小城市，所以，当姜伟涛把那些价格昂贵的精品服饰挂上柜台的时候，虽然询问的人不少，但是真正敢拿出钱来买这些服装的却没有几个："这大概是从南方倒腾来的假冒产品吧？"人们这样猜测着。一些高层消费群体依然宁肯跑远路到大城市去，也不相信在地摊上能买到真正的精品服饰。"其实，这怪不得消费者，是一些不守诚信的商人损害了众多商人的信誉；这种情况下，只要坚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你就会迅速脱颖而出"。于是姜伟涛在自己的摊位上打出两个醒目的告示："一、所有商品决不讲价、降价；二、所有售出商品在保持原样的情况下无条件退货。"姜伟涛认为一种高档商品并不能单单讲求其使用价值，同时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如果随便讲价、降价，对自己的信誉是个损害，对先期购买过商品的顾客也是一种不负责任。而无条件退货，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但其带来的良好反响却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第一个星期，姜伟涛的摊位前，常常会有一些好奇的人对着他的"告示"指指点点--十年前，在东北地区一个边陲小城，他的这两句话很容易被人理解为是一种"噱头"。这一周，他只卖出了一条广州版的领带；第二周，他卖出三件商品，被退回一件；第三周，姜伟涛卖出五件，被退回两件……一个月后，他的日营业额飙升了数十倍，随之而来的利润也几乎让人难以置信。三个月后，相邻三个摊位被姜伟涛买下，随后他又在梅河口交电大楼建了一个精品厅，做起高档时装专卖。

靠着做人的诚实，姜伟涛初闯商海便大获成功。　

　（二）没有失败，就算不得完整的人生。

1991年春天，23岁的姜伟涛听信一位朋友的劝说，变卖了所有的货物和店铺，来到山东省潍坊市，准备承包一家冷藏厂。然而在接手后不久他忽然发现，该厂不但设备不齐全，而且冷库及已有的速冻设备根本无法使用，而承包费早已被厂领导当工资发了，短短20天内，姜伟涛的各种损失就达3万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这个外乡人只好托关系走门子，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合同。

好不容易处理完冷藏厂的事情，姜伟涛觉得就这么回到梅河口老家有点太没面子，他经过短暂的考察，与地处潍坊市繁华地段的一家大商厦签下承包合同，做自己非常熟悉的服装生意。许是老天故意捉弄他，在他们合同签完不到一个月，由于附近地段修路，造成客流锐减，急得姜伟涛嘴上起了许多大泡，他天天到外面去问施工人员什么时候才能完工。令他庆幸的是，国庆节期间，道路终于顺利恢复通车，客流量也随之上来了，摊位价格暴涨。姜伟涛不由得仰天长啸："这下我可算有出头之日了。"10月4日，他风风光光地回东北为父亲过大寿去了。

10月18日，当姜伟涛返回山东时，得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商厦被查封了，原因是第一承包人欠商厦所有者承包金被起诉而执行查封。姜伟涛学过法律，但他弄不明白：自己也是承包人，为什么查封商厦不通知他呢？拿着合同书，姜伟涛带着疑问来到法院，经过咨询他才知道，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第二承包人，而签合同用的公章就是自己后来营业的公章，连签名都没有，又何谈法律效力。

那一刻，姜伟涛天旋地转，心中骄傲的堡垒轰然坍塌。

在记者面前，姜伟涛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依然无限感慨："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身家百万，什么面子，什么排场，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又变成穷光蛋了，就这样，一文不名的我回到了东北。好在，我还年轻，可以从头再来。人这一辈子，如果没有过失败，也许还算不得完整的人生。"他的表情清楚地告诉记者，那一次失败对于他以后的人生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

　（三）烤肉串，为工人开工资

那个萧瑟的秋天，姜伟涛携妻儿黯然回到梅河口市，租房子住下。这时，他带到山东去的90万元钱已经剩下不足1000元钱，那时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挣到钱东山再起，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他绕着梅河口走了一圈又一圈，走亮了黑夜，也走出了思想的火花。身上的皮夹克使他兴奋起来，那件皮夹克是他以前一个职员的母亲给翻新清洗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无意中听说这项技术不需要什么设备，成本也很低，一个设想跳入脑际：我是不是可以从事皮衣清洗翻新呢？

这一次他吸取前几次的经验教训，在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查后发现，冬季寒冷而漫长的梅河口市，几乎家家都有一两件皮衣，当时虽说这个城市里有几个干洗店从事皮衣翻新和清洗，但由于技术缺乏，效果不是很理想。于是，他立即拨通电话，向昔日下属的母亲谈了自己的想法并请求帮助。职员的母亲向他推荐了两名从意大利RICHMAN洗业驻新西兰培训基地进修回国的专业技师。在当时资金非常缺乏的条件下，为了日后的发展，他咬着牙和技师签下两年协议，以每人每月1200元的高薪将其聘用，并以每人每月500元的工资留下技师带来的两名帮手。但根据协议，他在两年内不得参与皮衣洗染技术问题。

一切从头开始，他这样告诉自己。

当时，姜伟涛租的房子面积不大，为了让技师们休息得更舒服，他就把大房间让给技师们住，客厅则变成洗染车间，他和妻子只好住在以每月500元租金租来的不足6平方米的小店里。由于资金有限，房租一月一交，除去房租、水电费、工商税金、伙食支出等费用之外，店里刚刚营业所得的利润给四位技师开工资还有困难。走投无路，他只好把以前做服装生意留下的服装低价甩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在大城市的马路上每天都有人在喊减价大出血，但晚上收工时却甩卖得喜笑颜开；我那时才真是大甩卖啊，价值好几百元的高档服装给三五十块钱就卖，逼急了，20块钱也卖呀！"。

但即使把所有服装都甩卖了，也还是杯水车薪。协议已经签了，人重在一个"信"字，思前想后斗争了很久，他决定和妻子到夜市上去烤肉串，卖钱给几个技师发工资。

当他们第一次带着烤肉串的全套家什来到夜市上的时候，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两年前，年轻的自己还前呼后拥，人人钦羡，而今天却落到了这种地步。正在胡思乱想时，忽然有个以前的朋友停在他的面前，好奇地问他："伟涛，你不是开了个洗衣店吗，怎么又跑到这里卖肉串了？"姜伟涛尴尬地笑笑说："我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了，想挣点钱给他们。"那个朋友像看怪物似的盯了他好半天，忽然握住他的手，使劲晃了晃说："伟涛，你是我见过的最独特的老板，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作为。"这短短几句话让姜伟涛感激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朋友一句鼓励的话，真是比雪中送炭还珍贵的礼物啊。姜伟涛的妻子也非常支持丈夫的行动，她白天在店里收付洗染的服装，并利用空闲时间切肉，入夜时和丈夫到街边烧烤。为了省一块钱的板车钱，每次都是由两个人抬着沉重的烧烤工具出去，又抬着回来。

但是，即使是烤肉串，也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有一次，三个喝得醉醺醺的年轻人来到他们的摊位前，要了30个肉串，吃完之后，谁也不肯掏钱。当姜伟涛请求他们付账的时候，其中一个年轻人勃然大怒，顺手拎起旁边的一个酒瓶子朝他砸来，幸亏他躲闪及时，才没有受伤，但烤肉串的架子却被那几个人砸了个稀巴烂。这惊险的一幕吓得姜伟涛的妻子哭了起来，第二天说什么也不肯让姜伟涛出摊了。可是，第二天，姜伟涛仍然一个人按时出现在夜市上……

姜伟涛店里的两名技师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生活，他就和妻子想方设法给他们做好吃的。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从来不和技师一起吃饭，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技师，自己则买最便宜的菜吃。有一段时间，又苦又涩的小萝卜叶子成了他家餐桌上的家常菜。家里偶尔做一盘卷心菜炒火腿肠，姜伟涛和妻子就把火腿肠挑出来给年幼的儿子，两个人专挑卷心菜吃。这一切，两名技师都看在了眼里，不久他们向姜伟涛提出辞工，姜伟涛不解，自己没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人家呀，再说还有两年协议呢？技师们说了实话："我们是不忍心干下去了，什么协议不协议的，你抓紧时间跟我们学习技术，技术学完，我们立刻走人……"一句话说完，两名技师眼泪流了下来，姜伟涛更是热泪滚滚。他的以心换心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回报。

事隔多年，回忆起这件事，姜伟涛的眼里仍是泪光闪闪。沉默良久，他抬起头："人，可以不低头，但没有办法不感动啊。"。

　（四）成功，使他更上一层楼。

这以后，姜伟涛一头扎进洗染技术研究中去，从纤维组成、纺织染色到成衣制作工艺，从污渍形成、类别到去污方法，从生皮熟制、皮衣制作到皮衣整饰……他翻阅了大量书籍，考察了数百家纺织厂、印染厂、制革厂、服装厂，走访了全国多家同行，四处拜师学艺，从1994年起，他每年都拿出至少4个月搞市场调查，每年收入的70％以上都投入到技术研究中去。

1998年，姜伟涛移师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创立了连锁特许经营管理体系--中方洗染。刚开始，他的技术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为了招揽客户，他和妻子亲自到一家家洗衣店游说，跟店主说："把你们处理坏了的衣服交给我，我们免费给你修复。"一些店主不相信，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他们见这对年轻夫妇态度很认真，就将信将疑地把洗坏了的衣服交给他们。但有个前提，他们得给店主留下一定的押金，以免把那些衣服卷走。几天后，姜伟涛把修复好的衣服送还店主，店主大吃一惊，那些洗坏了的衣服简直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一样，而它们，本来是店主准备原价赔付消费者的。姜伟涛的技术无疑为他们省下了一大笔钱。于是，开始有店主向姜伟涛打听他的连锁店是怎么回事。姜伟涛就详细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店主们听。

他们的第一个加盟者是位于长春市全安广场上的刘晓峰洗衣店。那对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夫妇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才决定拿出一笔钱加盟姜伟涛的连锁体系。为此，夫妻两个还发生了分歧。但是，他们只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这终于让当初极力反对的丈夫对妻子心服口服了。现在两个人已经在繁华地带买下了自己的住房，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而姜伟涛的名字，也开始在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传开。

从1998年到今天，仅仅几年时间，姜伟涛的连锁店就神奇地迅速扩张到400多家，涉及东北和华北地区50多个城市，姜伟涛成了400多家连锁店的董事长。他也从当初落魄得连一盒两元钱的烟都舍不得买的煤矿工。

，成了今天拥有千万元资产的企业家。他的传奇经历，在东北地区也越来越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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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智力活动,如今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确,当经济之前冠以“知识”二字后,作为知识生产主要途径的科学研究活动,其内涵、建制、运作模式以及社会作用,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应的改变。同时,也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表现更为突出。

1　冲突产生的背景

300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只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而从事科学研究。正如默顿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言:“无论是以皇家学会的名义正式聚会,还是在咖啡馆或人个寓所里的非正式碰头,这个科学家群体都无休止地探讨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技术问题。”但“经常见到的情形并不是一群‘经济人’联合起来或各自为战地谋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是一批好奇的研究者通力合作去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因为,“科学家免不了会有希望得到社会喝彩的欲望,而做出可获利的应用性发现就能产生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那时“个人经济收益的前景极少激起科学家的活动动机”。

然而,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对象。美国的“Bayh-Dole1980年专利商标修正案”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明智之举。因为在此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对于它们资助的(和由它们出面签订合同的项目中所做出的)创造发明,有两种处理方法:或者将专利权收归该部门所有(俗称“收权政策”),或者将权力授予那家签订合同的单位,但政府要使用这些创造发明时,可免付“许可证”使用费。1980年的Bayh-Dole法令充分肯定了“许可证政策”〔1〕。1986年“联邦政府转让法令”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而赞助公司则可免付专利使用许可费。在此情况下,企业资助大学R&D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1970年大学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比重为70.5%,而企业仅占2.6%的份额。到1997年该比例变为政府占59.6%,企业占7.1%〔2〕。

与此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前景、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数字表明:1969-1997年间,美国大学与学院所拥有专利数目呈上升趋势,且在1980年以后有较大幅度增长。1984-1989年翻了一番,1989-1997年间又翻了一番〔3〕。不仅如此,随着知识对经济渗透力的增强,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发明创立公司的做法蔚然成风,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这正如雷德(Tinker 。

Ready)所言:“如果你现在还认为科学只是发生在大学实验室而与企业利润截然无关的独立活动的话,你的观念至少落后了20年”〔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不时传出一些因企业主和科学家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侵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败坏科学形象,损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从而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

有关利益冲突的说法很多,卡尔松(T.Carson)的定义指出,当个人I(individual)因如下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产生利益冲突:①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②个人I有促进或阻碍X利益的企图(X指非I的某一利益主体),并且促进或阻碍X的利益与P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I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换言之,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益冲突”一词几乎近于贬义,但利益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犯错误———它仅仅只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因素。尽管如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的确容易引起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利益冲突”在道德上往往又指那些因个人将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凌驾于其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之上,而破坏和影响职业判断的一种行为。就研究伦理而言,至少有三类标准可被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第一,以是否违反职业守则、规范来判断;第二,当某一行为在可预见其后果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有害后果(如影响科学判断,歪曲研究结果,或者使相关个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判断。第三,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一般道德准则来判断〔6〕。

在常人心目中,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活动是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价值中涉”(value 。

free)过程。不过,近三十年来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科学史实,均对此提出了挑战。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利益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力———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韦斯(Ted 。

Weiss)在谈到1987年美国国会对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所生产药物的利益冲突调查时指出:“最令人担心的是,得到经济资助的研究人员自己并未意识到倾向性可能影响临床研究乃至对病人的治疗”。这种担心并非过虑。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森、库恩等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 。

laden),决定科学家观察、思考问题的“范式”要素之一便是“价值”。尔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似乎太极端了些,但它对“利益因素”在科学争论、理论选择时“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因素的中介”而予以重视的思想,却并非全无道理〔7〕。科学的历程也不时提醒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可能使“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被他们自己所愚弄”。正如美国科学院等数家权威机构共同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一书所言:“在某个科学领域中,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同样地适用于已有的资料,且不同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不同途径。研究人员应当怎样选择呢?……想要相信一种新现象的愿望,有时甚至会超过对肯定的良好控制的证据的要求”。

如果说因利益因素影响而使科学家无意之中犯错误尚可容忍的话,研究者为适应追名逐利的需要而有意歪曲事实,隐瞒利益冲突关系的做法,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范行为。科学家与常人一样,也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学会正确看待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并不使其威胁、控制自己的科学判断力。否则,不但会危害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情形。

(1)研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即在科学探索中,因研究者过分顾及自身利益(在此主要指经济利益)而违反职业准则、行为规范的现象。著名例子如“治疗眼睛干涸的眼膏案”。8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名叫Scheffer 。

C.G.Tseng的研究者(以下简称ST博士),在美进修期间,对于用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发生了兴趣。他在一系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以兔子为实验对象研究维生素A的此类治疗作用,并且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于是开始着手人体试验:先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哈佛的麻省眼耳科医院进行测试。该院“人体实验委员会”根据联邦政府的有关法规,同意ST博士在25~50名病人身上试用。但据后来的调查,ST博士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违背“知情同意”的原则,欺骗性地在数百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试用。从中有选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的研究报告。之后,ST博士及其导师建立了一家名为Spectra的制药公司,生产所谓“治疗眼睛干涸的维生素A药膏”。公司公开发行股票,ST博士及其导师是最大的股东。后来,由未在该公司持股的其它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此药膏非但对治疗眼睛干涸毫无疗效,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不良反应。ST博士闻此风声,迅速在公众尚未知晓前抛售了他所持该公司的全部股票。此事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概,ST博士及其所在医院的院长均被迫辞职。但因其做法未对病人造成严重损害,而被免予起诉〔8〕。

(2)咨询服务与利益冲突　即具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在相关的评审、咨询服务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著名案例为“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哈佛医学院的塞尔克(Dennis 。

Selkoe)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发明了一种可以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并创立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科学公司”的企业。通过科学与制药业的结合,他成了一位知识富翁。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种类很多,因而许多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赞助费,以举办一次有关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又说服了声望极高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动。同时,塞尔克也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研究。1998年4月,在该领域权威杂志《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国家卫生研究所特邀专家组的名义,公布了对多种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结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神经公司”的试剂。文章虽然声明“雅典神经公司是该项研究的赞助者”,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作为该研究小组评委的塞尔克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与主要股东。这样,“雅典神经公司”的利益影响,便凭借公众对“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及“国家卫生研究所”两个非盈利组织的信赖而瞒天过海。同年10月,美国《华尔街杂志》揭露了塞尔克等人与推荐产品公司的利益关系。一周后,哈佛医学院收到匿名举报,声称塞尔克违反了该校有关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定。但塞尔克在接受“哈佛评议委员会”调查时,却声称该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他在以往的论文中都有说明。可有人注意到,他在1992年《科学》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从未出现利益声明。还有人随意查阅了他在1996、1997年发表的八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此关系。“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表明,缺乏利益公开的监督,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企图以堂皇的学术名义而蒙蔽公众〔9〕。类似。

例证还有许多。如多伦多大学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来自制药公司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药物疗效的评价,96%的推荐文章都是受公司赞助的研究者撰写的。一位名叫克里姆斯凯(Sheldon 。

Krimsky)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1997年,他分析了800篇科学论文后指出,其中34%的文章作者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与其所拥有股票或担负顾问的公司有关。1998年,他考察了62000篇科学论文,以确认究竟有多少科学家在文章中注明了他们与文章所推荐产品间的利益关系。结果发现,只有0.5%的文章包括了利益公开方面的陈述〔10〕。

(3)公布研究成果时的利益冲突　主要指科学家因经费筹措、专利申请等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必须在遵守科学规范与屈从商业要求间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冲突。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开与共享,不仅是科学家及其工作接受同行检验,确保研究质量,赢得同行承认的前提,更是避免不必要重复,促进科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保证。R.默顿亦将“公有主义”视作“科学的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11〕。除了国家利益、军事需要的考虑之外,一位不愿意与合格同事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传统科学家眼中无异于不可信赖的另类。然而,如今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在经费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申请专利的需要,往往闭口不谈他们最好的设想,奉行所谓“多听少说”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资助大量介入学术机构,因科学规范与商业运作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

哈佛大学医学院布鲁门特尔(David 。

Blumenthal)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82%的公司要求其所赞助的学术研究成果需为申请专利保密至少2-3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有47%接受调查的公司声称,它们通常要求更长的保密时间〔12〕。而在对大学的调查中,布鲁门特尔以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最多的前50所大学的3394个生命科学院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邮寄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167个被调查单位回复了问卷。经分析,19.8%的回答者明确承认过去三年间曾为申请专利而延迟发表6个月以上(国家卫生研究所认为可接受的推迟时间为60天)。8.1%的回答者承认在过去3年里拒绝与其它大学的研究者“分享成果”。多变量相关分析还显示,接受工业界资助及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与延迟发表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另一位研究者拉姆(Rahm)对美国1000名公司技术经理及全美大学R&D开展最好的前100所大学的院系成员调查显示:39%的赞助公司限制所赞助院系与其它大学共享成果。70%的技术经理及53%的院系成员承认,存在延迟发表甚至根本不公布研究成果的情况〔13〕。

除了为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考虑而延迟发表或拒绝公布成果外,接受赞助的研究者还发现,当其做出不利于赞助公司的研究结果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时通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例如,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克恩(David 。

Kern)的副教授,以顾问身份受“某家”纺织公司资助从事研究(后经《科学》杂志核实为Microfibres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经过1986-1997年十余载的研究,他发现该纺织公司的工人易患一种被称为ILD的肺病。当克恩准备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时,该公司声称此项研究尚不成熟,并以订有协议为名禁止他在会议上公开其发现。即使隐去公司名称,以摘要形式公布也不行。这一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科学》在其“科学与商业”栏目曾为此刊发了不少争论文章〔14〕。又如,《华尔街杂志》1996年曾刊文说,一家大制药公司赞助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家公司一种治疗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畅销药,远不如价格较其便宜许多的另外一些药品疗效好。但该公司坚决禁止公布此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后只好撤回了这篇已经通过评审的论文。而在烟草公司资助的有关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煤矿、石油公司赞助的全球变暖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保密问题〔15〕。

3　利益公开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当人们可能因研究成果获利或减少损失时,最易产生利益冲突。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①公开冲突。②剥夺可能影响研究者科学判断能力的利益。③有利益关系者不参与相关成果、论文的评审,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④求助于调整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⑥制定、颁布鉴定利益冲突的明确标准和指南〔16〕。其中,利益公开化被认为是避免利益冲突及其负效应的最有效手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必须承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

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卫生研究所”为保证其研究经费资助不致引起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曾经颁布过一些条例,要求接受资助者向政府公开其本人、家庭以及商业伙伴的一切经济利益。这一做法立刻招致许多人的抗议,国家卫生研究所为此收到了751封抱怨的信件。鉴于反对呼声强烈,国家卫生研究所被迫撤回了该项规定。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PHS)、美国卫生和福利部(HHS)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共同拟订了处理利益冲突的原则,并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作为公共卫生署下属机构的“国家卫生研究所”,1995年又颁布了修订后的利益冲突条款。新的条款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向其所在大学、研究机构公开说明:在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项目“直接和明确”的影响下,申请者可能得到哪些“有效的经济利益”。且当“有效经济利益”为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任何形式的报酬、收益,或获利公司投资的5%时,都必须公开其利益关系。国家科学基金会则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列举过去四年内的合作研究者、导师或其它指导者,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或选择评议人时的偏见。美国农业部也要求经费申请者列举出过去五年内的研究伙伴及论文合作者,以使评议人的选择更加客观公正。此外,一些职业组织,如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美国医学院校协会(AAMC)等都有各自避免利益冲突的指南与处理程序。大多数美国大学也有类似政策。如旧金山加州大学规定,若教师与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的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则不能参加相关的临床试验。华盛顿大学对此没有完全禁止,但必须事先征得学校同意。凡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一律执行所谓“零容忍标准”(zero-tolerance 。

standard),即参与试验的教师必须公布所有的经济利益关系,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也不例外。哈佛大学医学院则禁止其教师接受他们持有股票公司的经费赞助。密执安大学规定,其教师从制药公司获得的咨询费或作为专家证人的收入,不得超过其工资的25%。然而,尽管有许多抑制利益冲突的积极措施,但三个独立研究小组最近对美国科学界处理利益冲突所作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17〕。

实现利益公开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科学期刊。1997年,“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

Journal

Editors)向所有文章作者、评审人及编辑推荐了一项旨在促进发表中实现“利益公开”的政策,大约500家期刊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1984年起,就要求凡在该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都必须公开说明“在可能受其研究结果影响的公司中的所有经济利益”。《科学》也要求其投稿者,公开“所有可能引起文章内容判断偏见的、作者的职业的和经济的利益”,且此要求同样适用于其同行评议者、编辑及记者。《自然》、《科学美国人》等众多杂志也都有类似规定〔18〕。

应当说,在科学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正确认识与处理利益冲突及其消极影响意义甚大。我国正处于促进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起步阶段,正在大力鼓励大学、研究机构积极与公共部门、各类企业开展教育、研究及咨询等方面的合作。这不但对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极为有益,而且还能有效弥补大学、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足。为了少走弯路,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利益冲突调控体系,加强科学界的自律,以确保知识生产的严肃性与知识产品的真理性。同时,科学家还应当更加注重关心和保护公众利益,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此外,笔者以为,“利益冲突”也许为我们考察科学社会学的演进提供了某种有益的视角。如果说默顿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理想化”的“宏观”科学蓝图的话,科学知识社会学则是一些“描述性”的“微观”细节。尽管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被认为不大符合现代科学的实际,尽管有人强调科学家的行为常常违反默顿规范,但它毕竟是使科学区别于其它社会建制的重要特征。描述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走得更远的构造主义,固然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诸如“利益”、“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形成与选择的影响,但它同时也给人以一种过分向“现实”妥协之感,无法为科学家的行动恰当与否提供标准与指南。而这一切又与现代科学研究息息相关,不容回避。因而,我们不妨将“利益冲突”作为切入点,以默顿理想化的科学结构为纲,以科学知识社会学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基本素材,寻找某些既能反映当代科学研究特点,又对科学界整合有益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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