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杂毛》,以当代社会为背景的讽刺小说,行文幽默,讽刺辛辣。
内容选摘:
若干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一种低等动物,这种动物真是寒碜啊,浑身上下光溜溜,少有毛发,既不能抵御严寒的侵袭又不能抵挡野兽的攻击,另外,听觉、嗅觉等均严重退化,只能算个摆设。尤其可怜的是只有两只脚,另外两只脚退化成手了,因此下盘不稳,走路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各位看官想必正在奇怪,没错,这种动物正是厚颜无耻地自称万物灵长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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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人类因为自身残疾,难免心生怨恨,久而久之导致心理变态。人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之下,总能做出超常的事情,但本质仍是变态。在人类社会,这种变态的结果表现为“发明”,像早期的弓箭啦、刀斧啦,以及后来的汽车、轮船、火炮,直到当今的宇宙飞船、互联网等等,均是人类变态心理的产物。当然,人类自以为是,是不会承认自己变态的,他们谓之这逐渐的变化为“文明”。
现代都市人生的深刻透视--浅论张天翼讽刺小说《包氏父子》 围绕包氏父子二人,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描写了小包在资本主义文化及教育制度熏染下精神的堕落,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老包全部希望最终破灭的悲剧命运,充分表现出时代大力挤压下人性的扭曲. 围城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阿Q正传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人·兽·鬼 本书中所收入的《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小说作品,出自中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写于1941年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其中《上帝的梦》写上帝创造了人,但后来因某些原因而加害于人类,想要人类彻底臣服于他。但人类意志坚定,宁可饿死也不屈服于上帝,上帝惊诧。文章不仅寓意深刻而且又有虚幻的意味。《猫》以一只黑猫为线索,用一种近乎描写状物的方式介绍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的引人深思的人物,标志着钱钟书的文章由此进入了一个更高一些的境界,手法更娴熟,描写更精辟。《灵感》写一名蹩脚作家生前写了大量的枯燥呆板的文章,把其中的人物写得死板呆滞,结果因文章中的人物向阎罗控告而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直落入地府。其间一个个人物相继控诉,这也是文章很精彩的一部分,最后以一个极尽幽默的方式“判决”了作家,但在投胎时又引发了令人惊奇的事,令人啼笑皆非。
《我的名字叫杂毛》
在这荒唐的世界游走一遭,尽情玩味了人间世相之后,小狗杂毛无奈地接受了被打死的宿命,怀着对死亡和希望的遗忘,一切俗思妄想全部幻化成温暖的虚空。作品采取传统幽默笔法,以真实生活为题材,行文诙谐轻松,叙事讽刺夸张,在揶揄调侃的背后,表达了人们的希冀、无奈、自嘲、抗争乃至颓唐的心理世界。
内容选摘:
如今已是寒冬腊月,小子苟居于阳台苦不堪言。前文说过,主人家阳台下半部分的中间位置是几根铁栅栏,也是小子的出入通道。既然小子都能出入,那无孔不入的风兄更是不在话下,每天夜里必来探望,送上刺骨的寒意。瑟瑟发抖之中,总是希望能进入客厅暖和暖和。但家人毫不理解小子的苦寒,每天睡觉之前必将小子赶入阳台之中,然后紧闭房门任小子暗自神伤。因此最近小子每天多了一份企盼,那就是早上家人打开客厅通往阳台的门的时候。企盼是幸福的,看来,如果感觉不到幸福,那么先制造出来痛苦就可以了。但又觉得奇怪,难道小子的幸福感只能诞生于痛苦之中吗?
小子趴了下来,也只能趴着,浑身发软毫无力气,估计就要虚脱了吧。难受,痛苦发自脑部,不断向肢体蔓延,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折磨着小子的神经。难道思想才是痛苦之源吗?既然这样,小子死了算了,也的确快要死了。“快点,让我死了吧!”小子不由得开始祈祷。但上天有好生之德,无论小子怎么祈祷,却一直不死,这就是叫天天不应的感觉吧。
1、《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
2、《欧也妮·葛朗台》
小说极为成功地塑造了老葛朗台这样一个凶狠残忍、贪财好利而又悭吝成癖的资本家形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金钱对人的思想灵魂腐蚀和摧残。
3、《死魂灵》
《死魂灵》的发表震撼了整个俄国,在作家果戈理锋利的笔下,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腐化堕落的官吏以及广大农奴的悲惨处境等可怕的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
从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倾向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定杰作,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
4、《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文学家李伯元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塑造了一群形形色色的官僚形象,尖锐地抨击了封建社会末期极端腐朽和黑暗的官僚制度,开创了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
5、《镀金时代》
《镀金时代》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与查尔斯·沃纳合写的长篇小说,该长篇小说,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大胆揭露了美国南北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腐朽黑暗。
作者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对当时流行全国的投机流行病,贪污受贿进行了揭露,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社会现象运用精湛的艺术手法把社会真实提炼概括浓缩在小说中,使当时的腐败景象完全呈现在读者眼前。
19世纪后期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科夫,他的作品深刻地揭露了俄国社会的各种病态,猛烈抨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如:《假面》《变色龙》《普利西耶夫中士》《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一个官员的死》《哀伤》《苦恼》《万卡》《歌女》《风波》
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用猫的视角深刻揭露了黑暗世界。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河童》,用与《我是猫》相似的手法揭露日本社会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