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的人生滋味
小开篇
一日三餐,人的一生会吃尽多少顿餐饭?或粗茶淡饭、或美味佳肴,饭到口中到底留下什么滋味?
人对滋味是有感情的。同样的人,吃不同的饭菜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同样的饭菜,与不同的人吃也会产生不同的滋味。
一道菜,一顿饭,道出一位商人的生命感悟,道出一个企业的艰辛旅程。
饭是不能不吃的,吃饭也没有什么稀奇,但关键在于怎样吃,吃出了什么。
开篇
咀嚼人生
文·本刊记者 朱雪尘
儒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终极的人生轨迹,但是老百姓却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无论你是大儒,还是大商,吃饭都是你人生必不可少的一课。
吃饭有多大讲究?暂不论各地风味,八大菜系,只是一小撮菜根,明人洪应明便写了本书叫《菜根谭》。
其实无论山珍海味,还是萝卜菜根,关键看你会不会嚼出其中的滋味。如果你能从一枚莱根中嚼出人间美味,则你必能从一个土疙瘩里看出沧桑兴替。<br p=""> 在中国,吃饭常常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在商场,“饭局”更是商人的交际舞台。有传闻,不久前美国加州州长施瓦辛格访问中国,其主办人邀请中国工商界名流与阿诺共进晚餐,而且明码标价“二等赞助商”的门票5万元,同时公司资产必须在5000万以上,就这等价位还有人挤破了头。
这顿饭吃得可谓“贵”,相信买门票者对此顿饭也应刻骨铭心。但是,不贵的饭也许更令人难忘。在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心中,当年那圆圆的烧饼却令他终身难忘。即使20年后,在希尔顿酒店,他仍然想起当年的“妄想”:“这辈子,真要是有机会,让我在这家烧饼店里吃个饱,该多好。”
这个令老牛终身难忘的烧饼,代表着对于当年蹉跎岁月重新的审视与回顾,忆苦思甜中更能咂出创业的艰辛。同样,毛泽东一生金戈铁马,指点江山,而到晚年仍然钟爱小时候吃过的红烧肉,或许他在乎的不是油腻的肥肉,而是身处高位而无法再回到的普通生活。<br p=""> 爱吃肉的除了毛泽东还有苏东坡。苏东坡一生两次遭到放逐,甚至远至海南,绝望到要备好棺木,准备老死异乡。苏东坡一生尝遍酸甜苦辣,还发明了传世的“东坡肉”,经历了所有跌宕起伏之后,苏东坡体会最深的却是“淡泊”二字,恐怕只有“淡”才是所有味道中最能持久的滋味。
饭还能教育人。相传,明开国君主朱元璋早年曾做过乞丐,当年最钟爱“珍珠翡翠白玉汤”——一种剩饭、菜叶、豆腐熬制的粥。开国之后,元勋们由当年的草莽英雄,渐渐腐化堕落,生活日渐奢靡。而朱元璋为了杜绝这种风气,特意要寻回当年那顿珍珠翡翠白玉汤,要让群臣重新想想当年的岁月,以此警告他们不要继续奢靡腐朽。
饭的意义太多了,每年新春佳节,各种聚会相继而来,而请客吃饭恐怕也会是不可缺少的一项。人对味道是有感情的,同样的人,吃不同的饭菜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同样的饭菜,与不同的人吃也会产生不同的滋味。<br p=""> 这些味道,经历年深月久的催熟,仿佛都有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重量。这些滋味总能将人拉回生命原出的感动。
一道菜,一顿饭,道出一个人对生命的感悟,道出一段艰辛的旅程。饭是不能不吃的,吃饭也没有什么稀奇,但关键在于怎样吃,吃出了什么。
打拼的滋味
烧饼的香味虽淡,可即使过去了20年,在牛根生的记忆中也是无法抹去的。
牛根生 最美味是烧饼
文·本刊记者 李占舟/
离那家烧饼店还很远,牛根生就闻到了烧饼香。他饿得难受,胃像是被人攥在手里揉搓。20多年后,在希尔顿酒店,身为蒙牛乳业董事长的他,仍记得当时的烧饼香,以及当时的“妄想”:“这辈子,真要是有机会,让我在这家烧饼店里吃个饱,该多好。”<br p=""> 回顾过去,牛根生觉得自己吃不饱的时候挺多。他刚懂事,“文革”就开始了,父母经常挨批斗,母亲又重病缠身,卧床不起。高中毕业后,父亲去世,生活比较困难。那时,却是牛根生饭量最大的时候。二两重的烧饼,一顿能吃8个;一两一个的馅饼,一口气吃12个;挂面一顿吃一斤。
“文革”中,父母被抓起来,他自己也曾动手做饭。做的最好的是炒土豆丝。“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没有做菜了。不过,我一生最喜欢吃的菜,就是土豆丝。”
不仅饭量大,而且往往是别人刚吃到一半,他已经风卷残云,将一堆食物“扔”到肚子里。他解释说,“过去吃不饱,吃不好,就容易吃得快。现在还保留着这个习惯,吃什么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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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有钱,没食欲,很可怜。一个人,有钱,又有食欲,他会选择怎样的饮食?
直到现在,牛根生吃饭还是“特别”不讲究。有时候,一碗方便面就是一顿晚饭。“当然,有一碗牛肉汤面是最好了。我喜欢吃面。如果能回到家里吃饭,是最舒服的。”<br p=""> “我的肠胃能力太强了。”牛根生感叹。“比如说一个要饭的,他肠胃能力能不强吗?他要是换个地方,就水土不服,不是活活饿死了吗?”对于自己的童年,牛根生毫不讳言自己当初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发迹之后,牛根生一直也没有改当初敢吃的习惯。1997年,他去荷兰。吃饭的时候,看到荷兰人把一整条去过骨的生鱼放到嘴里。很多中国人不敢吃。他想都没想,吃了下去,虽然味道不是很好,但“至少知道,吃这种鱼是这样的感觉”。
对于吃生鱼,牛根生说出了自己敢于“尝鲜”的观念:这种鱼,荷兰人1000多年前就这样吃,咱们怕什么。所以,只要是外地,看到自己没吃过,别人敢吃的,牛根生总是很兴奋:“要不,你把那个拿过来我吃吃?”而这种敢于尝鲜或许成为他独自创业最原本的动力。
在牛根生的观念中,吃饭的目的就是不再饿得难受,能接着呼吸,接着活下去。有钱之后,他的饮食习惯并没有变化。对饮食的要求是“扔到肚里没有病就行了”。简单说来,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就行了。<br p=""> 请人吃饭,牛根生已经养成习惯。在蒙牛内部,也有个规定,请客时,职位高的请职位低的,挣钱多的请挣钱少的。按照规定,每次吃饭,总是他“名正言顺”地埋单。如果是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吃饭,他就悄悄的把账结了,绝不声张。
牛根生自己不喜欢吃大餐。他觉得一是浪费时间,二是浪费粮食,三是浪费钱。最关键的是,“吃完之后,感觉还不如牛肉汤面好”。吃饭不讲究的牛根生结婚时“讲究”了一把。1981年,在婚礼上,这位新郎倌穿的还是旧衣服,旧鞋子,根本买不起新的。不过,婚宴却相当丰盛。“当时是借一位老领导的钱办的,之后把收的礼钱还给他,我手里又基本没钱了。”
但是,现在的牛根生几乎不会大办宴席了。蒙牛内部规定,高管家里红白喜事,不能收礼。谁收礼,就开除谁。如果非要办,一律免费参加。<br p=""> 生活中经历了酸甜苦辣,牛根生最喜欢的味道是咸。他吃什么菜都离不开盐,并且口很重,放盐少了就觉得毫无味道。
公共场合,牛根生总是那条18块钱的领带。领带绘着绿色的草原,蒙古包,奶牛,以及蒙牛的LOGO。对他而言,有“草”,有“奶”,就是最幸福的。
异域的滋味
虽然可以“放纵”,但张朝阳对西餐并不感兴趣。他喜欢的只是美国的早餐。
张朝阳 怀念清华的白菜粉丝。
文·本刊记者 李占舟/
张朝阳小时候的理想是“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这很自然让人想起寺庙里,一盏青灯下,抄写经文的和尚。
童年时期,张朝阳画过画,练过1年武术,拉过8个月的二胡,一首《洪湖水浪打浪》拉得像模像样。不过,艺术天赋对于通过当时的高考,对于“鲤鱼跃龙门”毫无价值。中学时代的张朝阳向现实妥协了。<br p=""> 啃着冷馒头,张朝阳终于考进清华,美国成了他下一个目标。张朝阳在清华大学寒窗苦读,欲望几乎处于禁锢状态。考第一名未能如愿,他就冬天跳到河里游泳,绕圆明园长跑,发泄无从释放的激情。
可是,他踏上了美国这片土地。之前固守的一切,刹那间几乎轰然倒地。他要给自己“补课”了。
在麻省理工,到处都是叛逆的学生。他们把警察的汽车搞到教学楼顶,让机器人到非常严肃的橄榄球比赛中捣乱。张朝阳开始折腾了,他花500美元买来一辆敞篷二手车,与同在麻省理工的黄沁他们到处兜风。有次车在高速路上抛锚,警察只好把他们带上火车,送回学校。
十几年后,张朝阳仍有兴趣到天安门广场、故宫后门玩起上世纪80年代生人才敢玩的滑板,并为一家时尚杂志脱光上衣,秀出自己的肌肉。
虽然可以“放纵”,但张朝阳对西餐并不感兴趣。他喜欢的只是美国的早餐,不油腻,吃完之后精力充沛。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和几个同在麻省的中国同学吃西餐,内容是比萨和可乐。对于这顿饭,张朝阳只给出两个字:没劲。<br p=""> 他最喜欢吃的仍是白菜粉丝。他所喜欢的,仍是“不那么夸张的人”。
一个身无分文的人,通过技术或理念,说不定哪天就成了亿万富翁。这是美国社会告诉张朝阳的。而搜狐网站的名称,就是他在北京一家麦当劳里想出来的。
麻省理工学院改变了张朝阳的一生。学院教授兼知名风险投资人爱德华·罗伯茨成为他创业的“启蒙老师”。当张朝阳去游说罗伯茨投资时,罗伯茨并不觉得他做的方案有什么独特之处。打动罗伯茨的,是张朝阳“很聪明,很急切,很投入,对事业有激情和热诚”。在罗伯茨等人的帮助下,张朝阳终于进入海外投资人的关系网络。至今,在搜狐的6位董事中,仍有4位是外国人。<br p=""> 到2005年11月1日,张朝阳回国满10年。虽然整天吃中国菜,在麻省理工,在美国所释放和产生的激情仍在他身上蔓延。步入中年,他却仍不愿用上司、家人、同事种种小社会的规则稳定住自己。
他所求的,是一种自如健康的状态。
张朝阳非常喜欢读《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在激烈的状态中度过。张朝阳在约翰·克里斯朵夫身上瞥见了自己的过去。
时代的浪潮将他从艺术的梦里抛出来,甩进科学家的梦里。在美国,他放弃做科学家,却不能如愿做艺人,结果撞进互联网。每一个梦想都看作一道菜,张朝阳的人生该是何等丰盛。
商场的滋味
“夏宫”的豪宴让莫天全认识了好朋友李山,而这也帮助他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1994年的夏宫“大餐”
文·本刊记者 肖鸿扬/
香港法院道金钟太古广场的香格里拉酒店五楼“夏宫”餐厅,两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双手热情相握,然后面对面坐下畅谈起来。正值用餐时间,客人很多,服务生为他们沏上一壶香片。<br p=""> 这是莫天全和李山的头回见面。他们俩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未曾谋面的'同门师兄弟,1986年李山从清华毕业离校时,莫天全刚刚考入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莫天全回忆说,在学校时就听说过李山。
此时他们的身份已大不一样了,莫天全担任着美国道琼斯Teleres亚洲及中国董事总经理的职务,而李山则是美国高盛投资银行的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
点完菜之后,服务生依序上来了辣椒酱和腌制的酸甜大头菜,大头菜甜中带酸,脆而爽口,还有一丝油香,一碟小菜就让莫李二人胃口大开。
以白色为基调的夏宫餐厅内的灯光让人觉得温暖,肠胃也动得快。一个主菜拼盘让爱吃肉的莫天全尝到了香港美食的绝佳滋味,“烧鸭”、“油鸡”和“叉烧”拼在一起,又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味道,“每一块都有淋漓尽致的香”,到最后,他们觉得连骨头都入了味。<br p=""> 其它还吃了什么?莫天全一时竟想不起,因为那顿饭,其实最让他们开胃的,还有他自己的创业计划,此次来拜会师兄,正是为创业初期的融资做准备,而师兄李山的金融背景,注定了这对师兄弟将成为一对好搭档。也正是在夏宫的这顿饭,使得莫天全和李山二人从此定下了一起合作进行创业融资的基调。
此时的莫天全,在道琼斯Teleres正是上升的阶段,主管着亚洲的房地产资讯业务,但他自称“骨子里流着创业者的血液”,内心总在蠢蠢欲动,准备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路透、布隆博格齐名的房地产信息提供商。
在这个基调为白色的夏宫餐厅里,莫天全和日后对他帮助颇大的李山从相识到相知。
莫天全的机会终于来了,1996年,正当互联网热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的时候,他便辞掉了当时在美国亚洲开发投资公司ADF的执行副总裁职务,铁了心回国创业。<br p=""> 而此前,莫与中国房地产集团公司合作,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房地产协会共同开发了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这套指数系统对国内房地产业的发展影响很大。这一切都为莫天全今后要做的事情奠定了基础。
直到1999年初,当万事俱备之后,莫天全再次请出李山,师兄弟二人在香港联袂游说投资商,寻找资金,要正式创办搜房网。
据说当时还有投资商说过这样的话,“只要是你们俩来做,不管做什么,肯定能给你们钱。”在香港,莫李二人每天都跟投资商接触,一天有时开七八个会,他们便在会上演讲。
不出他们所料,投资商对搜房网的商业计划非常感兴趣,而且与香港新世界集团达成了融资2000万美元的合作协议,一切都一帆风顺,但是当莫天全兴冲冲地飞到香港准备与新世界集团签约,此时他却被律师告知,这个投资项目搁浅,新世界选择了退出。
当天,莫天全只身在港岛,闷闷不乐,甚至都没找李山碰个面。沉思半天,他对自己说,给我半年时间,我还会回来的,第二天他便离开了香港。<br p=""> 而他并没有认输,莫天全先把香港、台湾、上海、深圳四大房地产网站收至麾下,“我再掉头回来,去找投资商,那就很容易了。”莫天全当时他连项目计划书都没有详细写,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一页纸和IDG谈,结果一拍即合。
在2006年的春节前夕,莫天全打算组织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七八个人,带上家眷,到澳大利亚度假,“去年回报还不错,今年还要翻一番。我们准备一边开会讨论2006年的公司发展,一边度假过大年。”
抉择的滋味
虽然这不是饭菜,但当年那杯卡布奇诺,决定了叶伟伦职业生涯第一次重要抉择。
卡布奇诺的味道
文·颖一
时钟已经指向下午五点,面容疲惫的趋势科技中国区总经理叶伟伦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刚上任几个月,就要交上第一份重要的答卷——2005财年的业绩报告。<br p=""> “麻烦给我们每个人买一杯卡布奇诺。”接受采访前,叶伟伦吩咐着单位的同事。卡布奇诺是叶伟伦的最爱,也是他每次去咖啡馆时惟一的选择。
当年叶伟伦从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后,在硅谷找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
“其实硅谷的生活很无聊”,年轻气盛的叶伟伦观察着公司里来来往往的人,暗自想着:程序是我写的,客户买了我写的程序、付给公司钱,其他这些人都在公司里干些什么?
三年后,回台湾休假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叶伟伦决定回来。他加入了微软台湾,依然是做技术。
工作了一年多以后,猎头公司找上门来。一家和微软在同一级别的公司,提供了一个“产品经理”的职位,给出的薪水提高了一倍。
叶伟伦心动了,双方的意向书也只差最后的签字。他告诉老板自己想要离开,老板约叶伟伦晚上见面,在老板家旁边的一家不知名的咖啡馆里。<br p="">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十年,叶伟伦对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那是一家二层楼的咖啡馆,叶伟伦喝了一杯又一杯卡布奇诺。
老板告诉他,再过两三年自己就会出去创业,到时候自己的这个位子就会是他的。在长达六七个小时的谈话中,老板一直在讲着一个道理:一个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应该在适当的年龄坐上适当的位置。
这个道理叶伟伦当时并没有听明白,但他感觉到老板对自己的尊重,同时还为自己做好未来几年的职业规划。这正是叶伟伦最为看重的。于是他决定还是留下来,并一留就是十年。
一年半后老板真的自己去创业了,叶伟伦也坐上了老板的那个位置。他们还会去曾经的那家咖啡馆。老板有时还会和叶伟伦开玩笑说,“看,听我的没错吧,股票赚了不少钱吧。”
2001年,叶伟伦面临着又一次的选择,不过这一次是微软内部的流动。时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的高群耀邀请叶伟伦到大陆来工作。<br p=""> 叶伟伦的太太10岁就去了美国,已经非常习惯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于来大陆生活有些疑虑。高群耀用上“夫人策略”,在北京华都饭店,请叶伟伦夫妇吃饭。
由于高群耀夫妇和叶伟伦夫妇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就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刚从美国回中国时生活上的一些故事。“第一个不适应就是过马路,在美国闭着眼睛往前走都没事,因为车都会停下来,但在中国却可能永远闭上眼睛了。”
转眼间,叶伟伦在微软已经工作了12年,一个更大的发展平台放在了他的面前。趋势科技亚太区总裁刘家雍力邀叶伟伦加盟。
抚摸着手中装着卡布奇诺的纸杯,今年42岁的叶伟伦已经完全明白当年那个老板的一番话。“全世界每年能出几个比尔·盖茨?30岁就创业,有几个能够一路一帆风顺的走下来?”
这些年,叶伟伦也曾经和那些想离职的员工一起吃过饭、聊过天,真诚站在对方的立场为他考虑,是叶伟伦最大的感受。<br p=""> “直接给对方加薪水是最蠢笨的方法。”叶伟伦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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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港岛豪门》
简介:
重生过去、畅想未来、梦幻现实,再塑传奇人生! 。
“华探长”是当时警署编制中级别最高的探长。按照当时警队的编制,华人做到“咩渣”,就是英文的Major,相当于警署的大队长。当时的曾启荣就是在这样的位置。
据爆料者,在当时,包括曾启荣在内的香港警界官员贪污了许多。他们当年贪污得来的钱,有不少都投资在房地产,在当前港岛和旺角区一带,有这种不少老旧社区的房子,其实都是他们投资的房地产,如今仍由他们的后人来收租金继续维持的。
后来,贪污的事情败落,香港廉政公署1976 年4月8日发出了通缉令,通缉令除了香港警队中的四大探长之外,还牵连了好多警员。曾启荣随后逃到与香港没有引渡条例的台湾定居,曾志伟因此也一度到台湾发展演艺事业。
1977年香港廉政公署正式对曾启荣发出通缉令,至今有效。在2001年充公曾启荣在九龙的房地产,直到2005年才成功拍卖,让政府收回折合台币1600万元,后曾启荣深居简出,定期与在台北的老长官吕乐喝茶缅怀当年往事。
曾启荣不仅曾担任香港军装警署署长,还是著名足球队员,香港警察足球队教练,香港华人足球联谊会执行委员。有趣的是,曾志伟出道也和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爱好足球有关。曾志伟16岁时就代表香港队到韩国踢青年杯,后欣赏他的演艺界好友刘家良等,问其是否愿意做龙虎武师,这样机会便促使曾志伟成了电影人。
由王晶指导的电影《金钱帝国》中由陈奕迅扮演的陈细九,在警队人缘颇好,更因球技绝佳受到上司青睐。据了解,这一角色正是参考了曾启荣当年在球场上的勇猛表现而设定的。
平常,曾启荣 与太太居住台北民生社区某大楼,时与吕乐、韩森等前华探长饮茶、打牌 。
2011年1月17日傍晚六点,曾启荣在台湾医院病逝,终年94岁。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2021年5月22日) ,男,汉族,生于北京 ,无党派人士,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
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发明“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 。
主要贡献:
袁隆平在中国率先开展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在他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中,提出了:“要想利用水稻杂种优势,首推利用雄性不孕性”。
他的理论与研究实践是对经典遗传学理论的挑战,否定了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传统观点,极大地丰富了作物遗传育种的理论和技术。
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发展战略,即方法上由三系到两系再到一系,程序越来越简单而效率越来越高;杂种优势水平上由品种间到亚种间再到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优势越来越强,促使杂交水稻一步一步向新的台阶迈进。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袁隆平。
近年来优秀的管理者及其管理理念:1.35岁的刘迅是陕西奥威科技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年,他通过技术移民取得了加拿大绿卡,把妻子和儿子带到了温哥华。
2.中国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移民则是为了子女教育。
3.36岁的王路现在是CNET——全球第五大IT专业网站——的全球副总裁,海外留学的经历使他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机会.。
4.台湾企业家蔡万才,国泰集团负责人,世界知名富豪。
5.中国驰名商标“两岸咖啡”是世界知名中外合资,餐饮连锁企业,由浙江知名女企业家金梅央女士为追求更大的咖啡理想和更好的服务理念,投资创立的咖啡西餐连锁品牌。
6.庞玉良
创立的林德集团是世界知名的物流服务供应商,服务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城市。庞玉良认为,聪明的企业家要学会规避贸易壁垒。比如服装,可以把领子、袖子做好,作为半成品运出去,在帕希姆机场的保税工贸园再加工成成品,打上“Made in Germany”的标牌,产品就可以在欧盟通行无阻。庞玉良把全国各地的航空货物先集运到郑州,然后38个小时运到乌鲁木齐,而乌鲁木齐至帕希姆的航线是中国到欧洲最近的航线,这样大幅度降低“中国制造”走出去的物流成本。庞玉良猛在奇思大胆,如何打破贸易壁垒,中国出口商以己之力、行销全球。
花费10亿人民币购买了德国帕希姆机场100%的股权。
7.
78岁的李嘉诚,值得国人学习、了解的地方很多,只要你有这个希望。在本期的报道专题中,《北京青年》周刊汇集了李嘉诚研究学者、在港传媒人士、市场分析师等相关人士,抽丝拨茧,力图为读者展示一个“大众文化营造的幻想世界”之外的真实李嘉诚。 第一桶金:塑胶花,仅仅是塑胶花。
背景:20世纪40年代中期,塑胶工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香港作为全方位开放的世界自由贸易港,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从欧美输入的塑胶制品。塑胶制品易成型,质量轻,色彩丰富,美观适用,能够替代众多的木质或金属制品。塑胶有易老化、含毒性等缺点,但这些缺点,被人们追赶时髦的风气所湮没。时至今日,塑胶制品仍大行其道。
1950年夏,李嘉诚在筲箕湾创立长江塑胶厂。他取“长江”的厂名,来自“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万里”——足见他长江般的雄心大志。
每个人的创业故事都不一样,第一桶金是最吸引人的话题,面对李嘉诚的成功,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不解:靠塑胶花的销售,就真的可以成为亿万富豪?没错,仅仅依靠塑胶花,李嘉诚已经跻身香港巨富行列。 周兆晴:我们分析李嘉诚,无法忽略的是他的头脑和审时度势,这是中国人的良好传统,未雨绸缪。李嘉诚“塑胶花”的发展也不是一步到位,在他创业初期,香港的塑胶及玩具厂已有三百多家,长江厂只是其中经营状况良好,但缺乏特色的一家。长江厂出口的塑胶玩具,跟同业并无多大区别,只是款式有细微变化而已。此时,李嘉诚开始设想今后的问题——1957年,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十年多,西方国家步入经济快车道,对生活品位的追求与日俱增,李嘉诚的工厂迅速转型——主攻塑胶花生产。
塑胶花实际上是鲜花翻版,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追求与尴尬并存的年代——有限的生活水平和膨胀的想法、追求,塑胶花就像一个转轨时代的完美替代品,迅速占领着香港甚至全球市场。
周兆晴:50年代李嘉诚做的事情,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传人——就像浙江商人,比如众所周知的“打火机”出口,这两者有很大的可比性,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批发销售、出口贸易,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点就是塑胶花与打火机的技术含量都很低。
1957年开始的几年中,李嘉诚靠批发贸易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塑胶花出口商、制造商,关键的一点是:他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香港,或者为了街坊而生产,他的产品远销欧美。 端木:50年代末是战后香港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期,转口贸易的蓬勃和贴牌制造商身份使香港市面出现欣欣向荣景象。塑胶花生产厂家其实很多,长江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间,在“商圈”看来,塑胶花就算做到再大的名气也不过就是小贩,而无法真正进入“企业界”,所以当时称呼李嘉诚为“塑胶花大王”,多少还有些轻视的感觉。
李嘉诚知道依靠塑胶花出口绝非长久之计,缺乏技术含量的产品在生命力上永远都不会长久,他企盼着人生一次变革。 转型伊始:李嘉诚的60年代 背景:香港情况很特殊,地势不仅狭小,而且多山。有限的土地,无限的需求,加之港府采取高地价政策,寸土寸金,房贵楼昂。1951年,香港人口才过200万,20世纪50年代末,数量逼近300万。人口增多,不仅是住宅需求量的增多,因本埠经济的持续发展,急需大量的办公写字楼、商业铺位、工业厂房。香港长期闹房荒,房屋的增加量总是跟不上需求量。
生产塑胶花,只是李嘉诚赚钱的手段,是他基业的原始积累。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价值,看看一个人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跑得有多远!
端木:以香港为例,在今天,百亿身价的超级巨富,90%是地产商或兼营地产的商人。可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并非如此,大富翁分散在金融、航运、地产、贸易、零售、能源、工业等诸多行业,地产商在富豪家族中并不突出。这同时意味着,房地产不是人人看好的行业。
1958年,李嘉诚在繁盛的工业区——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1960年,他又在新兴工业区——港岛东北角的柴湾兴建工业大厦,两座大厦的面积,共计12万平方英尺。
周兆晴:李嘉诚此时表现出成功商人稳健的一面,资金再紧,李嘉诚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期房或加速建房进度;他尽量不向银行抵押贷款,或会同银行向用户提供按揭。现在看起来这几乎有些保守,因为他的营利重点放在收租物业。
读者看到这里会不会同样惊叹于李嘉诚的保守:期房买卖、银行抵押按揭几乎是地产界不二法门,在李嘉诚眼中却成了危机的伏笔,当然,这样的表态需要巨大的财力后盾撑腰,“塑胶花大王”绝非浪得虚名。
收租物业,虽不可像发展物业(建楼卖楼)那样牟取暴利,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时间愈往后移,愈能显现出来。
端木:60年代初期兴建的大厦现在还有很多,甚至在中环这样的黄金地带时不时还可以见到古旧老楼,四十多年来,物业不断增值,租金收入稳步提高,这些大厦的业主成为最有保障的一批人。
在上世纪60年代的前五年,李嘉诚双管齐下,塑胶花生意日益做大,地产投资稳健升值,一个更大的理想逐渐成型。
1965年,35岁的巴菲特开始显露头角,他投资的“巴菲特合伙人有限公司”开始私募基金,而他个人财富总额达到400万美金;1965年,30岁的杰克·韦尔奇竟然是李嘉诚的同行,一名通用电气(GE)塑胶事业部普通员工;1965年,10岁的比尔·盖茨正在西雅图的公立小学就读三年级;1965年,迈克·戴尔出生;1965年,37岁的李嘉诚身家过亿,世界知名,盖茨家餐桌上摆放的塑胶花也许就是出自李嘉诚的工厂…… 周兆晴:市场与企业的专业人士们多少存在着误区和失职。熟读伟大的比尔·盖茨、巴菲特和韦尔奇,对于华人企业家们并不是全部功课——如果不研究李嘉诚,我们用什么强有力的经验去支持未来融入全球化背景的成长? 黄金年代:从商贩到巨鳄 背景:1969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愿与中共谈判。随后私下传话中国,可放松长达二十年之久的禁运政策。1971年1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同年7月,尼克松派基辛格博士访华,与周恩来、毛泽东会面——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将会进一步加强。香港经济界恢复了对香港前途的信心,百业转旺,对楼宇的需求激增。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端木:1966年和1967年的香港人生活动荡,这与世界格局及中国内地大背景有关,倒闭潮、挤兑潮一时间席卷本港,这就像大浪淘沙,一些资质平庸的小企业被淘汰掉,在此时大举进军地产业需要胆识和大局意识。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
摘自《李嘉诚传》:“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香港现状,实际上对中共大有好处。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周兆晴:随着政治格局的宽松,李嘉诚事业进入快车道,大概在1971年前后,他已经把事业重点完全转移到地产行业。
此时,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端木:香港人都知道的一件小事,李嘉诚在将主业转行到地产之后,他并没有关闭曾经的塑胶花生产厂房,虽然上世纪70年代塑胶花出口已经衰落,甚至开始赔钱,但他长期将这个工厂保存,一来那是李嘉诚创业之根本;二来是他对曾经同甘共苦创业同事的一个交代。 李嘉诚从来不是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成就超人:
我们对这个超人到底了解多少?
背景:1971年,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1972年,香港股市一派兴旺,李嘉诚认准时机,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骑牛上市,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从此,李嘉诚在香港地产股市大展拳脚。
按照一般人的逻辑方式,李嘉诚很有钱,而且已经有钱很多年了。
书店里,的确摆满了李嘉诚题材的出版物,看看那些书名,例如:孙子兵法与李嘉诚商场布局、赢遍天下的终极商道、财富状元赚大钱的秘诀、白手起家的层层突破、给中国学生的11条忠告……它们惟一的共同之处是,塑造着“首富”、“超人”、英雄和导师的形象。李嘉诚的传奇人生:从穷困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从地产大亨到股市超人,从世界码头霸主到新经济先锋……他呈现在大众文化的幻想世界里,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忠诚“拥趸”。在这个“所有行业都是娱乐业”的时代,李嘉诚成为娱乐文化元素的一部分。
当然,娱乐明星效应自有其市场价值,李嘉诚本人行事低调,个人品牌却价值连城。房子,只要是李嘉诚做的就比较好卖;股票投资,李嘉诚的判断力如巴菲特一样令人信赖;在3G的漫长冬季,他得到许多中小投资者始终如一的支持,换了别人做3G恐怕早已关门大吉。
当您将李嘉诚的人生当作童话故事来阅读时,您有没有想过问一句:为什么?
周兆晴:在我的研究中,成就李嘉诚一生大事的转折绝对不是由塑胶花领域进军地产行业,而是80年代初期成功收购和记黄埔。从策略层面考虑,如果业务全为地产投资,集团盈利就会纯粹被地产相关因素所影响,例如政府规划和卖地政策等。这样的投资,经济景气时固然盈利理想,但是一旦好景不再,集团承受的打击就会相当沉重,甚至会有财务危机。
和记黄埔主营项目与地产不太沾边:货柜码头、运输、零售、制造……最重要的一点:李嘉诚再也不是塑胶花大王或者地产商人,他的触角已经进入到市面的各个领域。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长和系(长江实业同和记黄埔)便开始进军海外市场,海外业务范围包括能源、地产、电讯、零售和货柜码头等,投资地区以香港为基地延伸到中国内地,北美,欧洲及亚太其他地区。 周兆晴:长和系积极地走国际化道路,除了顺应业务规模扩张的需要,更主要的是通过业务全球化来分散其投资风险。不同的市场受经济周期影响会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也不同,市场发展阶段也会有先有后,长和系就利用这种地域上的差异来增加其投资的灵活性并降低所承受的风险,确保整体回报始终都令人满意。
在香港,作为一个地产富豪,李嘉诚已经成为了城市英雄,他甚至就是这个城市的光荣与梦想。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内地近年来诞生了不少地产富豪,但从纯经营技巧的角度看,获得认可的寥寥无几,这还不用说“地产暴利”下的道德质疑。
周兆晴:李嘉诚的范本意义不在于他又赚了多少钱,而在于他获得这些财富的博弈技巧。从这一点上说,内地地产商们向李嘉诚学习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但又很难学。 3G豪赌:挑战新经济领域 。
背景:和黄目前已在英国、意大利、中国香港地区、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和瑞典推出了3G业务,在全球共有超过1000万2G客户和超过103.8万3G客户,其中英国约36.1万、意大利约45.5万、香港约3.65万。目前每日3G用户增长量超过一万——这一切牢牢确立了和黄全球3G领导者的地位。
从塑胶花到地产,再到上世纪80年代购并重组和记黄埔,迈向国际化。在港口、电讯、零售、地产、基建及能源等产业领域成为世界级的行业领导者。上世纪90年代,李嘉诚转战新经济。在3G、互联网、媒体、制药等高新产业领地抢占制高点。
上述题材作为故事来读,人们耳熟能详。但是,如果做企业管理的专题研讨,我们几乎没有思想准备。比如,长实、和黄地产做到香港最大的地产集团,业务还拓展至内地、海外,那么战略与营运方面有何独到之处,为什么看不到深入的分析文章甚至专著呢?
周兆晴:屈臣氏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近年来的版图扩张令欧洲人深为震惊,在内地发展也很迅速,但是,现在别指望读到一本关于屈臣氏的书,连一篇系统分析的论文也难找到。
很多人都认为,3G将是李嘉诚最后一个需要攻克的堡垒,毕竟他已经年近八十,“退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手们也在看着他,3G的冬天据说很漫长,李超人的一世英名是不是就会毁在3G上?
端木:在使用寻呼机的时代,和记黄埔的业务就已经在香港开展得有声有色,目前香港四大移动通讯商中,和记黄埔地位至尊且无法动摇,但是3G业务的开展却并不是很顺利。李泽楷在网络泡沫时代的圈钱行为引发公众不满,这也抵消了一些香港人对李嘉诚的好感。
由于电信业先期投资巨大的特点,在未来电信市场的争夺中,是否有足够的耐心不追求眼前利润、精心培育市场,将会成为成功的关键之一。
周兆晴:李嘉诚很有耐心,他收购屈臣氏二十年,前十年销售业绩一直不能令人满意,他却静静等待着零售业的春天,等待着内地零售业市场的开放,这里面有两个决定性因素——深谋远虑和财力支持。3G也可能是等待,但说实话,我个人也不看好这一项目,如果失败,那将是李嘉诚一生最大的一个败笔——但是他输得起。
李嘉诚之所以被称为“超人”,就是因为他输得起——他那些看似大胆的“豪赌”,背后都是以他长期信守的战略假设和道德原则做支撑,旁观者看是惊涛骇浪,也许他是闲庭信步。
从20世纪50年代塑胶厂(说是塑胶车间更恰当一些)的小老板,到21世纪初世界商界巨鳄,个中变迁真是只有“超人”两字可以概括。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宴请国外的生意伙伴,席间,谈到中国企业家话题,外国朋友说,我们很推崇中国的李嘉诚。但是,很困惑:“你们为什么不研究李嘉诚?”中国人当然予以反驳:列举了现在书店可以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关于李嘉诚的书。然而,外国朋友摇头说:那些书都不是专业的研究。他还说,在他们国家,对李的研究比中国人做的深入很多。
李嘉诚是一部旷世传奇,他白手起家成为华人首富,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但是,我想外国朋友的意思是,作为世界级的企业家,李嘉诚并没有得到专业立场的解读。
周兆晴:香港娱乐圈“星”光灿烂,有两位“圈外人”却获得比大牌明星还要高的“明星效应”。一位就是李嘉诚,另一位是原《明报》老板、武侠小说家金庸。不过,这种家喻户晓的明星效应,明显阻碍了人们对两位高人的专业研判,对于他们成就的认识恐怕还需要几代人。 端木:我是一个香港人,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李嘉诚的生活,说夸张些,600万香港人每时每刻都在为他积累着财富,交通、电讯、电灯、零售……想来想去,除去仰鼻呼吸之外,他几乎约束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李嘉诚面前比尔·盖茨显得有些投机。
李嘉诚用几十年去做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如果这是一场“经营策略”的在线游戏,他已经可以拿到最高积分;事实上这一切真的很像“游戏”,原因在于其“教科书般”的完美。
中国企业家应当仔细研读一下李嘉诚,以期重建责任和诚信为基石的商业文化,而那正是李先生多年来一直呼吁的:“过去的六十多年,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除去可以量化的财富之外,我们对李嘉诚的了解是否还可以更多一些呢? 李嘉诚: 全面渗透港人生活在香港,“李嘉诚”三个字代表了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亦代表了心系故乡的潮州人精神。环绕李嘉诚身边的故事多不胜数,有赞扬的,亦有责难的。他创立的商业王国,生意涉及各行各业,“拼命”从每个香港人口袋中赚取金钱,但另一方面,生活节俭的他又往往不惜一掷千金,捐出大笔款项给医院和教育机构,令不少香港和内地人受惠。有人欣赏他,以他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但亦有人不满他,认为李家王国只手遮天,为所欲为,而更多香港人同时带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复杂心情,既爱又妒。
说实在的,李嘉诚旗下的生意业务,已渗入香港每个家庭,地产、能源、电讯、零售……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李超人”的客户。笔者的五兄弟姐妹,就有三个住在李嘉诚企业龙头“长江实业集团”兴建的住宅,而笔者家中的日常生活用品,多半购自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集团”的百佳超级市场,就算是每晚照着小儿做工课的灯火,也是来自他旗下“香港电灯公司”供应的电力。换句话说,香港人每月赚来的,或多或少贡献给了他,难怪有人崇拜他,也有人埋怨他赚了香港人太多的钱。
但无论如何,有关他的新闻,即使是无关痛痒的花边消息,总会吸引香港人的注意。他说的每句话,尽管闲话家常,亦经常会成为报章的头条。他在公众场合中的一言一行,都是镁光灯追逐的焦点。他每年主持长实集团的业绩演示文稿会,变相成为他个人的记者招待会,传媒关心他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健康,乃至私人生活,多于集团本身的业绩。
背负“李嘉诚”三个字,即使做善事也不一定事事顺利。去年他捐出10亿港元给香港大学做教研用途,校方为答谢他,决定将港大医学院冠上李嘉诚的名字,结果引起部分医学院学生和毕业生的反对。
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是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正是该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近百年来医学院都没有冠名,今次校方在未有充分咨询下便将百年老店的招牌送给了李嘉诚,有毕业生在报章上刊登广告反对,表面上是批评校方做法错误,实际上则不满李嘉诚沾了医学院的光。
其后,李嘉诚表示不会因部分港大校友反对而放弃港大医学院给予他的冠名。校方最终亦将医学院改名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今次事件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弹,可说是因李嘉诚的盛名而起。有人认为,以李嘉诚的条件应该捐出更多钱,而校方要答谢他的话,找一座新大楼为他冠名便可。
自从李嘉诚晋身香港首富,生意越做越大之后,媒体便给他一个不知是褒是贬的绰号:“李超人”,而他两个儿子——长实集团副主席李泽钜和电讯盈科集团主席李泽楷,则分别被封为“小超人”和“小小超”,这反映出李氏家族在香港确实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香港人羡慕李嘉诚,但名人也有名人的痛苦。一个普通人,虽然没有李嘉诚的财富,却拥有无价的自由。李嘉诚坐拥过千亿港元财富,却买不到自由的天地,他和家人走到任何一处地方,都有保镖贴身跟随,其妻子庄月明的墓也有贼人打注意,企图盗墓。他们的家庭生活,特别是李嘉诚的红颜知己和再婚问题,更成为了大众茶余饭后的话题。 年届七十八的李嘉诚至今未言退休,他一直走着一条不平凡的路,在香港的政经界呼风唤雨,许多人都以他惟马首是瞻。再者,李嘉诚对于许多香港人趋之若鹜的金钱,却有一番见解,他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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