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lennium词源

字母c的来历

kung fu

tofu

kung fu —（1966年来自“功夫”）

yin yang —（1671年来自“阴阳”）

kowtow —（1804年来自“叩头”）

tofu —（1880年来自“豆腐”）

lychee或litche —（1588年来自“荔枝”）

en|gung ho或gung-ho —（1939年来自“工合”或“共好”）

mahjong或mah-jong —（1920年来自“麻将”）

feng shui —（1797年来自“风水”）

tai chi —（1736年来自“太极”）

yamen —（1747年来自“衙门”）

kaolin —（1727年来自“高岭”）

kylin —（1857年来自“麒麟”）

longan —（1732年来自“龙眼”）

pe-tsai —（1795年来自“白菜”）

petuntse —（1727年来自“白墩子”）

sampan —（1620年来自“舢板”）

suan-pan —（1736年来自“算盘”）

Tao —（1736年来自“道”）

taipan（大商行的总经理） —（1834年来自“大班”）

toumingdu（透明度） —（来自1980年代中英谈判期间用语“透明度”）

typhoon —（来自“台风”）

tuchun —（1917年来自“督军”）

tung（油桐属） —（1788年来自“桐”）

Ho-ho bird —（1901年来自“凤凰”）

wampee（一种果） —（1830年来自“黄皮”）

whangee（一种竹） —（1790年来自“黄藜”）

mandarin（官话） —（来自“满大人（中国清朝的官吏）”）

qi bo —（来自“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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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由英语变来的中文词

guitar吉他

jeep吉普车

modern摩登

show秀

cool酷

golf高尔夫

snooker斯诺克

pizza批萨

cookie曲奇

jacket夹克

T-shirt T恤衫

sallad沙拉

克隆 clone

色拉 salsd

酷 cool

绿卡 green car

盖世太保 Gestopo

香波 shampoo

的士 Taxi

蜜月 honeymoon

托福 TOEFL

软着陆 soft landing 。

麦当劳 MacDonald

白领 white collar 。

扑克 poker

辩证法 dialectics 。

雷达 rader

芭蕾舞 ballet

冷战 cold war

酒吧 bar

千年虫 millennium bug 。

恰恰舞 cha-cha

sofa沙发

catoon卡通

coffee咖啡

chease吉士

salon 沙龙

guita 吉他

microphone 麦克风

typhoon 台风

sofa 沙发

chocolate 巧克力

logic 逻辑

CHICAGO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但如果说英语也是象形文字，你一定会以为纯是无稽之谈。其实，追根溯源，英语的26个字母确实来自于象形文字。这26个字母最初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后由腓尼基人改进发明了腓尼基字母，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加以改革后创造了希腊字母，古罗马人对希腊字母加以改革进而发明了拉丁字母，英文字母就属于拉丁字母。几千年的变迁，古代字母和现代字母的发音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但其基本的象形含义仍或多或少地保存下来。而且每个字母的原始意义又渗透到各种词根之中，最终在现代词汇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理解26个英文字母的原始含义，不仅可以加强我们的语感，而且对我们背单词是大有帮助的。那么26个字母的象形之处到底在哪呢？下面是各字母所对应的含义，如果用示图表达出来，将会更加清楚。

A－牛头 B－房子、鸟嘴 C,G－房角 D－门 E－举着双手的人 F－沙粒 H－荷花 I－手 K－皇帝 L－鞭子 M－水or波浪 N－鼻子 O－圆的东西 P－嘴 Q,R－人头 S－太阳，沙丘 T－十字架 V－龙 X－十字架 Z－闪电，

我们需要知道古人写字是没有上下左右的，因此一定象形文字可以横过来看，也可以倒过来看。比如A为什么来自于牛头呢？如果你将A倒过来看就知道答案了。正是因为A来自于牛头，所以与A有关的词根自然与牛头的一些特征有关，比如首、头部的概念，比如牛角、尖锐的概念，最终还会引伸到针刺、酸痛等抽象含义。与A有关的词根有acid、

这些字母的起源在学术界还有各种争论，有的比较确凿，有的还不太确定，有的有多种起源说。比如 Q，除了表示人头的含义外，还可表示乳头与带尾动物之腹部。

A a

如同汉字起源于象形，英语字母表中的每个字母一开始都是描摹某种动物或物体形状的图画，而这些图画最后演变为符号。但这些符号和原先被描摹之实物的形状几无相似之处。谁也不能肯定这些象形字母原先究竟代表什么。我们的解释只能是学者们基于史料作出的有根据的猜测。一般认为希腊字母乃西方所有字母，包括拉丁字母的始祖。其实希腊人的字母又是从腓尼基人那儿借过来的。约在3000年前，在腓尼基字母表中字母A读如aleph,写起来形似字母V，中间再加一横，代表牛头或牛角。以后希腊人将它倒过来写。对于古代腓尼基人来说，牛意味着财富，吃，穿，耕作都少不了它。这也许就是A被列为第一个字母的缘故吧。

B b

和A一样，字母B也可以追溯到古代腓尼基。在腓尼基字母表中B叫beth,代表房屋，在希伯来语中B也叫beth，也含房屋之意。字母B原来形似原始社会的两室房屋，小写字母b是后来从大写字母B衍变出来的。在今 约旦河西岸有一犹太教，基督教圣地叫Bethlehem。该词中至今还包含着beth这一成分。B在字母表中之所以排在第二位也许是因为对人类的生存来说住的重要性仅次于衣食。

C c

字母C在腓尼基人的文字中叫gimel，代表骆驼。它在字母表中的排列顺序和希腊字母I(gamma)相同，实际上其字形是从后者演变而来的。C在罗马数字中表示100。

D d

D在古时是描摹拱门或门的形状而成的象形符号，在古代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中叫做daleth，是“门”的意思，相当于希腊字母Δ（delta）。

E e

E是英语里用得最多的字母。在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中E是代表窗的象形符号，叫做he，相当于希腊字母E(epsilon)。

F f

F（英语字母表中的第六个字母）源自腓尼基语的第六个象形字母，该字母形似今日之英语字母Y，代表木栓或木钉（peg），在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名称为waw。中世纪重罪犯(felon)的左颊常被打上F的印记，以示惩戒。

G g

在古代腓尼基语及希伯来语的字母表里，G是描摹骆驼的头和颈之轮廓的象形字母，其名称为gimel。以后希腊人借用了该符号，作Γ（gamma）。其实字母G与字母C系源于同一腓尼基字母。原拉丁字母表里本无字母G，含g音和含k音的词都以字母C为表示。公元3世纪以后，古罗马人根据C创造了G，自此C表示k音，G则表示g音。

H h

像其它字母一样，H也可通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字母表，一直追溯到腓尼基语字母表。在腓尼基语中和H相应的字母有两条横杠，它代表篱笆或栅栏，字母名称叫heth或cheth。

I i

第九个字母I源自腓尼基语中叫做yod / yodh的象形字母，该字母被认为代表人的手指。最初小写字母I并不带点。I上面的点是11世纪以后抄写员为区分字母I连写（如filii）与字母u才开始加上去的。此外，在19世纪以前i和j的书写或印刷形式是可互换的，词典也不将它们作为两个不同的字母来对等。如在Samuel Johnson(1709-1784)所编的《英语词典》中，iambic排在jamb和jangle这两个词的中间。英语的I相当于希腊语的I(iota)。

J j

字母J是莎士比亚时代后（post-Shakespearean times），约在1630年产生的，和V并称英语字母表中两个最轻的字母。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于1611年颁行的《圣经》钦定英译本中就没有J或j这一字母。正如G是基于C构成的，J是由I衍生而来，即在I上加一尾巴构成。然而，直至19世纪I，J的书写形式或印刷形式一直可以互换，并未完全分家。

K k

字母K之根源也可追溯到古代腓尼基语。在腓尼基语字母表里，K乃象形符号，代表人的手。希伯来语把它叫做kaph，即“手（掌）”之意。希腊人借用后作K（kappa）。古罗马时期，犯诽谤罪者的前额被打上K之印记，K代表kalumnia，即相当于英语calumny(诽谤)。

L l

在腓尼基和希伯来字母表中，L叫lamed / lamedh，是表示刺棒（oxgoad）或鞭子的象形符号。希腊语中的相应字母是A(lambda)。

M m

如同别的字母，M也可一直追溯到古腓尼基语。腓尼基人勇于探险，以海上贸易著称，航行曾远至西班牙海岸。M在腓尼基字母表里是表示海浪形状的象开符号。希伯来语把它叫做mem，即为“水”之意。希腊语的相应字母为M（mu）。在中世纪凡犯人罪（manslaugter）者左姆指上往往被烙以M之印记。M在罗马数字中表示1000（拉丁语作mille）。

N n

字母N在埃及象形字里呈波浪形，在腓尼基语中叫做nun，意为“鱼”而希腊语的相应字母则为N（nu）。

O o

许多语言都有形似O的字母，而且都代表人的眼睛。在一些古老的字母表里有的O当中还加了个点，表示瞳孔。在腓尼基语中O叫cayin，意为“眼睛”，在古英语里O叫oedel，意为“家”。

P p

P，英语字母表的第16个字母，古代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称之为pe，意为“嘴”。希腊语的相应字母为II(pi)。16世纪有一位名叫Placentius的多明我会修道士(Dominican friar)写了一首题为Pugna Porcorum，由253个六音步诗行组成的诗，诗中每个词 的首字母均为p。这恐怕是亘古及今绝无仅有的。

Q q

Q，英语字母表的第17个字母，系由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第19个象形字母演变而来。Q的形状有点像垂着尾巴的猴子。无怪乎腓尼基语把该字母叫做qoph，意思就是“猴子”。在英语中Q后面几乎总跟着U，它绝少出现在词尾，除非是外来语。

R r

R，英语字母表的第18个字母，系由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第20个象形字母演变而来。腓尼基人称之为resh，意为“头”。从古罗马时代起，R一直被称作dog’s letter或snarling letter，因为R的发意颇似狗的嗥叫声r-r-r-r或gr-r-r-r。英国剧作家，诗人 Ben Johnson（1572—1637）1636年在其所著《外国人用英文文法》(English Grammar Mad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trangers) 一书中这样写道：“R is the dog’s letter, and hurreth in the sound; the tongue striking the inner palate, with a trembling about the teeth.”在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朱丽叶的保姆和罗密欧谈及他的姓时说，Romeo和rosemary（迷迭香），一种常与婚礼相联系的花，两者都以字母R开头，并称R为dog-name。

S s

在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中，S叫shin / sin，意为“牙齿”，字母形状颇像今天的W，而现在的字形则是在它进入拉丁语之后逐渐演变成的。希腊语的相应字母为ε（sigma）。

T t

今日的字母T系由腓尼基语的象形寂母变化而来。早先的字形恰 似如今的字母X，叫做taw，意为“记号”（mark）。基于此符号形成的希腊语相应字母为T(tau)。

U u

字母U系由字母V派生而来。在19世纪以前的数百年间，这两个字母就如I和J，一直可以换用，在英语辞书上一直不加以区分。例如在16和17世纪出版的图书upon常拼作vpon，而have常拼作haue。甚至到了1847年，伦敦Henry Washbourne公司出版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仍在沿用这一做法。

V v

V乃英语字母表中两个最年轻的字母之一（加一个为J），它于莎士比亚时代以后，约1630年出现。但V同时又是U，W，Y等三个字母的祖先，甚至连F也可以说是从V派生出来的。V源于约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字母表中的第6个象形字母，该字母酷似今 日之英语字母Y，叫做waw，意为“木栓”或“木钉”。公元前900年以后，希腊人借用了该字母，并由此衍生出两个字母，一个后来演变为英语字母F，另一个则演变为V和Y。在19世纪以前V和U这两个字母原来是不分的，可以互换的。V在罗马数字里表示5。

W w

和U，Y一样，W亦由V派生而来，其实W系双V连写而成，本应读作double V。W之所以读作double U是因为在19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U和V一直不分，可以互换。V既是V又是U的符号，即使发U也常成V，如upon往往拼作vpon。法语的字母就读如double V。

附：26个英文字母的产生：

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古埃及的人们就在使用文字（象形文字）表示神，人，动植物，自然界的形态（山河等），来表示装饰品，武器，农具，日用品等的形状了。该象形文字不仅给现在的字母表，还给阿拉伯文字，印度语族文字带来了影响。埃及人在用被称作纸草（papyrus）的植物所制成的纤维上书写文字，paper这个词便源于papyrus。

公元前2000～前800年间，海上贸易十分繁荣的腓尼基人，以埃及象形文字为基础，创造了腓尼基语的字母表，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希腊人有以腓尼基语的字母表创制了从左至右写的24个字母的字母表，alphabet的词源即为希腊语的alpha（α）+beta（β）。

罗马字母表的确立得力于公元前800～500年间十分活跃的伊特拉斯坎人，字母表的读法便是由他们的读法而来。古罗马人用拉丁语书写的字母表，是现在A～Z的26个字母中除去J，U，W后的23个字母，G是罗马人为了与c的音[k]区别，表记[g]音而发明的字母，进入10世纪后，U从V中独立出来，11世纪，为表现[w]音而采用了w，15世纪，J从I中分离出来 。

关于英文字母起源世界上存在着许多讲法，但比较常见的讲法（根据Funk《Word origins》一书）是起源于希伯来语。应该讲这个讲法是有一定依据的。因为《圣经》是西方文明的根源，而《圣经》所记录的正是犹太人（希伯来语）的历史。而现在英语的二个重要语源希腊及拉丁语的祖先也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本身就是象形文字。因此，现代英语中大量词汇隐现出象形文字的特征。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文明的不断提升，文字也融入大量文化的内涵。

英文名ida是什么意思

芝加哥（Chicago）

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位于美国中部、世界第一大湖密歇根湖畔与芝加哥河交汇处，面积588平方公里。气侯夏日酷热，冬季不寒，终年多风，号为“风城”。现有人口270多万。是美国黑人、犹太人聚居较多的城市。

芝加哥市内保存着早期传统式的西欧古建筑，又有壮观巍峨的现代摩天大楼。市区沿着宽阔壮丽的大道连绵数十公里，规划布局井井有条。现在的城市是1871年的大火之后重建的，新城各种形状新奇、色彩各异的高层建筑使其成为一建筑艺术博物馆。芝加哥市区内摩天大楼之多，仅次于纽约。当今全世界5座最高的摩天大楼有3座在芝加哥，市中心的西尔斯大厦是美国第一高楼，有110层，高443米。

菲 尔 德 自 然 史 博 物 馆。

19世纪开通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把处于内陆的芝加哥同五大湖和大西洋连接起来，变为港口城市。海洋巨轮从加拿大的圣劳伦斯湾直驶芝加哥码头。芝加哥是美国的铁路枢纽，几十条铁路交汇于此，连接美国各大城市；它还有世界上最繁忙国际机场之一的奥黑尔国际机场；因此，芝加哥可以称得上美国东西交通、水、陆、空运输的中心。

西 尔 斯 大 厦

美国最大的期货市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均设在此，经营品种包括：金融票据的期货契约，国库债期货、国库券期货、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等。

芝加哥还是美国中部的高等教育中心。芝加哥大学被誉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曾先后培育出诺贝尔奖获得者30多人。西郊的阿岗国家研究院、贝尔实验室、费米实验室的科研成就在全美以至世界都令人瞩目，有相当数目的华裔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在这些科研院室任职。

曾是美国“工业之母”的芝加哥，近年来涌现出成片的高科技走廊，取代了正在消亡的夕阳工业，现有“美国硅草原”之称。。1928年建于该市的摩托罗拉公司闻名全球，是世界上提供无线电通讯、半导体器件、高级电子系统和设施的主要厂商之一。

艾伦.伍德的社会主义观点是怎么样的

英文名Ida ['aidə]，中文音译：艾达。

Ida的含义：

1、勤劳的、快乐的、勤奋的、富有的，源自德语。

2、指艾达山 （位于克利特中部）。

a mountain in central Crete, associated in classical times with the god Zeus. Rising to 2,456 m (8,058 ft), it is the highest peak in the island。

艾达山（位于克利特中部，古典时期人们将其与宙斯神相联系；高达2,456米，即8,058英尺，为岛上最高峰）。

3、在火星和木星间绕太阳运行的Koronis小行星：艾达小行星。

<Astronomy> asteroid 243, which is 52 km long and has a tiny moon (Dactyl), which is about 1.5 km across。

<天文> 艾达（小行星243号，长52公里，其小卫星［艾卫］宽约1.5公里）

扩展资料

Ida来源语种是古英语、德语，寓意勤劳，独立，上进，具备领导性。一般用于女孩英文名，。

Ida相似英文名Idalee 伊达立、Idalia 伊达里亚、Idana 伊戴那。

Ida读音['aidə]，其中/aɪ//aɪ/是个"开合双元音"，即牙床由半开到接近半合，口形由大到小。发音时舌位由低到高，音量由强到弱，由长到短，由清晰到含糊。

发音方法：

1、双唇张开，开始发/ɑː/音。

2、舌部肌肉放松，然后颚部慢慢抬起滑向/ɪ/音，嘴唇慢慢合上。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和“后学”的鼓噪和喧嚣中，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进入国内学术视听之中。而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争论和探讨无疑又给作为国外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带来言说的相关性氛围和可能的激发性的碰撞界面及空间。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刚刚开始，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还颇多疏离隔膜，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也相当混乱。因此，追溯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源流，澄清其确切意涵，厘定其运用的有效值域，恰切地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不论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延伸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运用。

现在，人们一提到后马克思主义，首先想到就是厄尼斯托·拉克劳和蔷塔尔·莫菲。他们被戴上了多种多样的桂冠。譬如，大卫·霍华斯称二人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首领”，保罗·雷诺兹呼其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我国有位学者甚至说他二人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这一切都源于二人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政治》（1985）一书导言中的一句话：“我们应十分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不过，如果说我们本书的知识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后’为斜体）那么它显然也是后一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斜体）”（注：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正如西方一位评论家所说，“拉克劳和莫菲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政治的发展尤为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们明确地自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

但必须明确的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在西方学术界并不是拉克劳和莫菲最先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语汇。迈克尔·波兰尼早在1958年的《个体知识：走向一种后批判哲学》中就己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而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不仅运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而且还从社会学的视域对其概念作了一定的阐发。这足以表明拉克劳和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使用并非是最早的和“源发性的”。然而，就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倾向和确定的理论立场而言，拉克劳和莫菲则是其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就象人们一提起“实践理性”首先想到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康德，一提起“意志”首先想到的不是奥古斯丁而是叔本华和尼采一样，人们把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莫菲之名紧紧联系在一起，乃由于正是他们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最大程度地理论化并促进或者说加快了它的有意义的运用和在学术文献中的广泛流行。

我们或许可以推想，如果拉克劳和莫菲当初不把《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挂靠”在“后马克思主义”名下，即便此著仍以它特有的分析方式、新颖的洞识以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性解构而受人瞩目，但人们很可能就把它归属为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或者“马克思学”之中。似乎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和《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结合”是双赢的：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借《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而实体化、具体化和理论化；另一方面，《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也借“后马克思主义”而“品牌化”，从而意外获得了超出本身品质的神秘光环。其实，英国的保罗·赫斯特和巴利·辛达思早在1970年代末就达至了与拉克劳和莫菲庶几同样的“境界”，但前者却没有象后者这样以“后马”之大家而显名。台湾学者陈宜中先生称赫斯特和辛达思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但如果没有拉克劳和莫菲二位如此这般的“后行”，恐怕他们也难领这个“后马”之先，也就是说他们的“先”是靠拉克劳和莫菲的“后”认定的，人们先知此一“后”，然后才推知此一“先”，套用“后”字的特殊意含，这就叫作在先者居后，在后者居先。

后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1985年后迅速扬名，其不仅在于拉克劳和莫菲的声明和独具匠心的运用，来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责和叫骂从反面所起的一种“广告宣传”的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出笼不久，艾伦·迈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阶级》（1986）一书对拉克劳和莫菲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并称他们为“新的‘真正，社会主义者”（NTS）；拉尔夫·密里班德称他们为“新修正主义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逊则说他们是“第二代的修正主义者”；而诺尔曼·杰拉斯则在《新左派评论》专栏上与拉克劳和莫菲展开了激烈的“充满怨恨的”的辩论：杰拉斯先是在《后马克思主义？》（1987）一文中嘲讽拉克劳和莫菲的规划是“学术歪风的高级阶段”，拉克劳和莫菲随即发表《没有歉意的后马克思主义》（1987）作为答复，继而杰捡斯又以《没有实质的超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对拉克劳和莫菲再迎头痛击。作为对这一辩论的关注和回应，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论家纷纷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泽利斯、S·霍华德，M·拉斯丁、G·麦克伦南等。面对各种异议和批评，拉克劳在《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对他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义无反顾地再度进行了守卫与辩护。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把由《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称作“拉克劳—莫菲事件”。

正是这个沸沸扬扬的“拉克劳—莫菲事件”把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带入了高频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九十年代以降，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就象詹姆斯·彼特效斯（James Petras）所说几乎成了时髦的学术姿态，它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美学、历史、文化研究、文艺评论等领域迅速扩展开来。对作为一种理论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研究也在新旧世纪的交错时期悄然兴起，比如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后马克思主义：一种学术思想史》，J·托费因的《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和齐泽克》，兰德利和麦科里安的《解读拉克劳和莫菲》，D·霍华斯的《话语》，M·巴丽特的《真理的政治：从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们也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和莫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和莫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的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到后马克思主义中来，诸如，赫斯特、辛达思、拉什、尤里、琼斯、霍尔以及利奥塔德、博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德勒兹、鲍曼、齐泽克、赫勒，等等。应该看到，九十年代以后，后马克思主义概念在繁衍流行的同时也产生了因过度扩大其外延而使得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这样就影响了此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东欧和苏联剧变以后则是完全确立起来了。

二、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与根源

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偶然的话语逻辑，它主张把意识形态和经济及阶级要素完全剥离开来，然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生学”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却无能为力。后马克思主义不论作为一种思想倾向还是作为一种确定的理论立场，它的生成、确立和盛行都不是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的纯粹话语运作的结果，就象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能够完全拒斥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和思想根源的理论透视也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式。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孕育成形，有着它特定的社会的、政治的、阶级的、思想的以及学理上的源流。

冷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是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大背景。针对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许多理论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图式：E·曼德尔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概念，R·达伦多夫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丹尼尔·贝尔则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同一变迁景象：与原子能、信息论、控制论、新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显现出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克服力、对“尖锐矛盾”的化解以及对多种多样异质的对抗性社会因素的包容。随着社会日益科层化、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布、阶级对抗的性质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面对这一变化，“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竭力为这些新现象著书立说，以对这些明显的区别作出解答。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注：F·詹姆逊：《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北京〕《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3页。）。

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政治统治努力表现出一种相当温和的民粹主义风格，这种意识形态伪装麻痹了劳工运动、瓦解了工会的组织与团结功效，S，霍尔曾将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权策略精练地概括为“右派的归化”过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观念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复兴、广泛的保守统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强的“人民民主”色调。“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注：F·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郑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年第1期，第47页。）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这种右翼民粹政治长期熏染的结果。

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后马克思观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触发其解构性冲动的主要原因。随着白领的增加、新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无产阶级越来越少数化、边缘化。许多左派理论家十分关注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形成严重挑战和冲击的现象，纷纷从理论上调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或者试图瓦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兹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class of non-workers）这一概念，主张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道别，认为无产阶级已不是什么“阶级意识”的匿乏和缺失问题，而是这一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质疑直接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却仍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取信心，那么他们至少还有一片借以安慰和寄托的领地，然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最终使新左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它无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对此，拉尔夫·密里班德作出的经典的概述：“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使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正是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长与生成。

七十年代末，新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进入了一个思想危机阶段。阿尔都塞忙于“自我批评”，普兰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达思则抛弃了阶级政治。从总体上看，左派由前“68”的对阶级主义的过度张扬蜕变到对阶级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左派思想的这一逆转所带来的理论震荡已不限对无产阶级理论的信任度的降低问题，而是对阶级和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反思与考量。正如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开篇所宣告的那样，“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过去的明显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和目标——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础的那些历史变动的突然崩临而受到严重挑战”（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从左派思想演变的轨程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左派思想低落与危机的表征，同时又是企图走出迷途的渴望与尝试。

而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为后马克思主义敞开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可能陛，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绝好的素材性的支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性解放及同性恋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反战的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社会构成因素和斗争形式，展示出了各种具体的压迫的多样性、微观化与不可化约性并大大强化了后现代政治对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的关怀与依重，而这恰恰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入扩展和新政治主体得以合法建构的情境性。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建构

正如马赫尔特（Oliver Marchart）所正确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成其为一个学派，而只表示一种思想倾向。就其起源和具体的生成过程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取径。譬如，拉克劳和莫菲主要基于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解读，而赫斯特和辛达思主要基于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阐发。就其学术范围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均有其阐释者和代言人，“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照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政治理论中的，社会理论中的，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学中的等等后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也不齐一等同，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和取向也不尽一致。

但是，正象艾伦·伍德所言，“不论这一运动多么复杂，也不论其所有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认同相同的原则，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注：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它们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并且这种解构在覆盖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义”的意义。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相，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它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携着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

其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棱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其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一话语或超一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其四，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非是激进的大决裂式的原型目的论表象，它既是总体逻辑的理论结果又是本质主义总体观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相。在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通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验设置必须被粉碎，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必须被废弃，而革命场域要转换，革命方式要改变。

总之，后马克思主义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其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将其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双重维度的强调上，拉克劳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个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诠释——他们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为斜体）又是post-Marxism（Marxism为斜体），拉克劳和莫菲之所以要别出心裁地造出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无非是要说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后现代与现代的结合、解构与建构的统一。

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意愿基于这样的一种识见：尽管马克思主义危机重重，历史的风雨也已侵蚀了它完美的外观，但它肯定没有死去，在许多方面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后马克思主义如今是一种业已确立的理论立场，就象在拉克劳和莫菲这样的重要理论家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它试图在作为全球文化与政治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晚期的崩溃中拯救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许多方面，并对它进行重新调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改变的文化潮流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注：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象哈贝马斯一样，后马克思主义者坚信，具有强烈启蒙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规划仍然拥有解放性的一面，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价值的追求在当代的知识境遇下并没完全丧失意义，只要借助于一种后现代的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许多积极方面将会在解构中幸存下来并在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解构与建构的双维并重上，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范型”——他们一方面肃清古典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的本质主义残迹，一方面极力构筑一种非决定论的霸权接合实践。因此，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既是消极性的又是积极性的，西姆正是按他们的这一启示区分出两种后马克思主义：消极的后马克思主义和积极的后马克思主义，但在拉克劳和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中，这两方面不仅紧紧纠葛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论建构的努力要远远强于解构的冲动，甚至可以说，其理论重塑的意向在逻辑上“先于”并成功地规导了其拆解企图。这恰恰切合了利奥塔德对后现代之“后”的一种诠释：“后”（post）必须根据未来（post）的先在之悖论来加以理解。把一个非斜体的“后”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乃表征一种在时间上后发的东西在逻辑上的预先莅临，正是在此意义上，巴丽特（Barrett）指出，拉克劳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迹地消灭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它”（注：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6.）。

正在建构的维度上，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注：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在这个综合性的新话语景观中，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缝合（suture）、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以一种近似中药方剂的配制方式掺合融会在一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原则——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借助霸权接合的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着力营造和构筑一种祛除了本质主义和总体内在化倾向的非还原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样性诉求，这从几个方面获取了清楚的表达与展示：其一是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其二是历史的随机性；其三是社会的非闭合性建构；其四是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五是一个摆脱了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江苏社会科学2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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