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牛抬杠:传统耕作技术。“二牛抬杠”是南诏时期的一种特殊耕作方式,也称“二牛三夫”耕作法。《汉书·食货志》有用二牛三人进行“耦犁”耕作的记载。敦煌千佛洞北魏时期的洞窟中,绘有二牛抬杠犁耕的壁画。《蛮书》载有唐代云南地区二牛抬扛的情景。
一牛挽犁: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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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辕是原来牛,马,驴笨犁地的工具,现在都用拖垃机犁地了,犁辕轻易见不到了。
犁是由一种原始双刃三角形石器发展起来的,被称作“石犁”。夏,商、西周,是中国农业技术的初步发展时期,生产工具和耕作栽培等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创造,出现了青铜农具 犁。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农具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汉代,产生了犁壁汉代的犁是直辕犁,有双辕和单辕之分,基本上是二牛抬扛式,特别适合在平原地区使用,能保证田地犁得平直,比较容易驾驭,效率也较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已经全面进入牛拉犁耕的阶段,以耕—耙—耱为体系的精耕细作技术越来越成熟,直辕犁结构已经相当完善,应用更加广泛。 曲辕犁隋唐是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的扩展时期,其农业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曲辕犁的应用和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的质量。曲辕犁的发明,在中国传统农具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中国耕犁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阶段。我国的传统步犁发展至此,在结构上便基本定型。此后,曲辕犁就成为中国耕犁的主流犁型。 宋元时期的耕犁是在唐代曲辕犁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使犁辕缩短、弯曲,减少策额、压镵等部件,犁身结构更加轻巧,使用灵活,耕作效率也更高。 明清时期,耕犁已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到清代晚期由于冶铁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些耕犁改用铁辕,省去犁箭,在犁梢中部挖孔槽,用木楔来固定铁辕和调节深浅,使犁身结构简化而又不影响耕地功效,也使耕犁更加坚固耐用,既延长了使用时间,又节约了生产成本,也是一种进步。
中国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石犁。黄河流域在今河南、山西境内发现了仰韶、龙山文化的石犁;在长江下游包括今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发现了崧泽、良渚文化的石犁;在华北的内蒙、河北北部、天津等地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石犁。此外,东北吉林等地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犁。这些石犁形状呈多样性,有杏叶形、桂叶形、三角形、舌形、矛头形、鞋底形;大小有长10几厘米至50厘米不等。时间上距今约在七千多年至四千多年之间。
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除石犁仍然盛行之外,发现了八件铜犁铧。其中江西新干商墓出土两件;山东济南发现一件商代铜犁,并有明显“使用磨损痕迹”;解放前陆懋德家藏铜犁铧一件(河南陕西间出土);浙江绍兴、长兴各发现一件铜犁铧,其中一件长18.2厘米;云南呈贡天子庙发现了两件铜犁铧,一件长27.6厘米。这些铜犁铧的出现为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供了条件。
战国秦汉时期,铁犁普遍使用。战国时,河南、山西、陕西、河北、山东都发现了铁制犁铧冠。其中河南辉县固围村二号魏墓发现的一件,一边长17.5厘米,一边长18厘米,两翼距23厘米。秦代铁犁铧有尺寸记载的发现三件,以临潼陈家沟遗址发现的一件为最大,犁高(长)38厘米,两翼26.8厘米。
两汉时期,铁犁的发展不仅很普遍,而且水平更高、更完备。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犁头是由犁铧冠、犁铧、犁壁三个部件组成的。犁壁又有马鞍形、板瓦形、菱形、方形缺一角。二是犁有大、中、小三种:大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30厘米以上,最大的长、宽达40厘米以上;中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20厘米以上;小型铁犁铧一般长、宽达10厘米以上,或平均达十几厘米。上述三种犁铧中,中小型两种犁铧应都是一条牛拉的犁;大型犁铧应是汉武帝时推行的“耦犁”,是两条牛拉的犁,其主要作用是开沟,乃是实行“代田法”时推行开的。汉代的犁是部件完整的长直辕犁,对后世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的犁与汉代的犁基本相同。这表现在:其一,犁头仍是由犁铧冠、犁铧、犁壁三个部件组成。犁壁的四种形状依然是马鞍形、板瓦形、菱形、方形缺一角。其二,犁的大小仍然分大、中、小三种;大型铁犁铧仍是一般长、宽均达30厘米以上,40厘米以上的考古未发现;中型一般仍为长、宽达20厘米以上;小型仍是长宽十几厘米,或是平均达十几厘米。其三,铸造铁农具所用铁的材质、功能也完全相同,据河南对考古发现的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铁农具材质化验分析说:“战国早期已采用铸铁脱碳的新技术,而到汉代基本规范化和普及化,并且又有新的提高,这种新技术一直沿用到魏晋南北朝”。对铁农具所进行的“硬度和抗拉强度的研究”表明,“汉代比战国提高一倍左右,耐磨性、韧性和抗冲击能都有提高。而魏晋南北朝的铁农具在硬度和抗拉强度方面和汉代则基本相似。南北朝时期,在北齐统治地区曾出现使用方便的“蔚犁”,但这种犁仅在局部地区使用,而且构造不明。从上述情况看,魏晋南北朝与汉代的犁基本情况相似,没有什么显著变化。
汉代以后,中国铁犁又一次大的变化出现在唐朝,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唐代的铁犁铧銎部较大,铧的前部较薄而省去了犁铧冠。这就是说唐代的铁犁铧是犁铧与犁冠的合一,减少了部件,使用更为方便简单。二是出现了曲辕犁。曲辕犁有长、短之分。晚唐陆龟蒙《耒耜经》中所说的江东犁,辕长九尺,犁从头到尾长1.2丈,应属长曲辕犁。陈文华发现的“出土于河南洛阳的唐三彩胡人执犁俑”才是短曲辕犁的代表。元代王桢《农书》中所列犁的图形,也是短曲辕犁。短曲辕犁再经部件的并组简化就成了解放前后个体农民所使用的犁。
铁犁铧,器呈等腰三角形,底面平直, 背面拱起。背面开“V”字形銎,两翼开刃,前锋残损,銎槽内有木质残留。长29厘米、两翼最宽处21厘米。此器为2008年下半年,湖州中心城区红旗路、江南工贸大街、同岑路地下人行通道及地下停车场工程开挖时发现,同年12月湖州市博物馆向民间征集所得。同时出土的有铁钁、铁锛、铁凿、铁斧、铁镰、铁铲、铁锸、三齿镢、铁刻刀、铁纺轮、铁钳、铁钩、铁环形器、铁铡刀,共15类55件。
公元前6世纪,中国人发明了铁犁。欧洲人到17世纪才使用铁犁,比中国晚了二千三百年左右。公元1050年,中国人还发明了犁镜,给犁装上犁镜,便于翻土,从而提高了农业产量。大约公元前3500年,米索不达米亚平原农夫发明了牛拉犁具。犁是人类早期开始耕地的农具,中国人大约自商代起已使用耕牛拉犁,木身石铧。公元前500年,欧洲农夫造出了铁犁,犁前有二个轮了和一个犁刃(即犁铧)。中国战国时期在木犁铧上套上了V形铁刃,俗称铁口犁。犁架变小,轻便灵活,更可以调节深浅,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欧洲人于1700年代开始用先进的罗瑟兰犁、兰塞姆金铁犁和播种机。1830年美国移民开始用迪尔铜犁,其他各大洲也开始用铜犁。总之,犁的发明、应用和发展,凝聚了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各位发明家的心血,并显现了他们的智慧。
骨耜是用偶蹄类动物的肩肿骨制成的。其上端厚而窄,是柄部;下端薄而宽,是刃部。柄部凿一横孔,刃部凿两竖孔。横孔插入一根横木,用藤条捆绑固定。两竖孔中间安上木柄(即来),再用藤条捆绑固定。这样,一件骨耜就制造出来了。使用时,手持骨耜上的木柄,用脚踏插入横孔的木棍,推耜入土,然后手腕一翻,就能掀起土来。骨耜比石器轻便灵巧,而且表面光滑,不容易沾泥,适宜在江南水田里使用。骨耜的使用,充分地显示了河姆渡人的聪明智慧。
这种器物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农具。
用它挖土,既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又能提高劳动效率。
河姆渡氏族遗址位于浙江杭州湾南岸一条狭长的河谷平原上,是1973年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现的。遗址中出土了两千九百二十多件骨器,其种类有耜、镞、凿、针、匕等。其中,骨耜是河姆渡人从事水稻种植的主要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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