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sionist-90

近代欧洲各帝国的共同弱点

以色列目前有三个主要大党，左翼的工党、右翼的Likud（团结的意思，中文通常译利库德集团）、及总理Olmert的Kadima（前进党，前年由Likud分裂），今天的工党和Likud，原来都是30-70年代之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并重组的产物。

工党可追溯至1930年，前身是以色列首任总理Ben Gurion於1930年成立的Mapai(以色列工人)，并吸纳另了一左翼政党Achdat Haavodah，AH党於二战後又分裂出来。到60年代中段，Ben Gurion於党投票中落败，Ben Gurion於是又另起炉灶，成立另一个政党Rafi，但Rafi只在69年的大选中赢了四席。（共有120席）

同一年，以色列的左翼政党又重组，Rafi、Achdat Haavodah及Mapai合并成现在的工党。Ben Gurion随後又组另一个政党State list，并於1973年与右翼的Likud合并。

Mapai领导的联盟，由以色列48年建国起，一直不间段执政了30年，直至77年被Begin领导的Likud打败。以色列工党影响力大，因为开国者、Zionist全部都是东欧的犹太人，深受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影响，要在以色列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英国到後来又不太支持犹太人建国，美国一开始也对以色列有顾忌，就是担心以色列会成为蘇联的盟友。

Likud的前身，则是源自Begin30、40年代创立的恐怖武装组织Irgun（主张袭击英国人，争取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建国後，所有武装组织都要解体，组成Israel Defensive Force（IDF、即以军），Irgun的领导则筹组了Herut党。与Mapai比较，Herut的意识形态源自Jabotinsky 30年创立的Revisionist Party，相信自由经济，及及主张更激进的方式建国，认为立刻发动战争，把约旦河东西两岸的土地也占回来。

巴勒斯坦大部份犹太人来自东欧（这班人通常称为Ashkenazim，Ashkenazim是德国一个地名），Mapai比Herut更令选民受落，Herut一直只是国会的小数。直至50、60年代起，另一类犹太人（Sephardim，字面解西班牙）从中东、主要是伊拉克移民以色列，以色列的政治生态才扭转。（犹太人於BC567年，被巴比伦灭国及充军，部份犹太人就落地生根，直至2500年後被伊拉克政府赶走。）

这批穷困的新移民Sephardim，不支持代表工人的Mapai，反而去支持Begin的Herut，1965年，Herut与Liberals合并成Gahal，到1973年再吸纳Ben Gurion的State List成为Likud。选民结构改变，加上工党连续执政30年，即使由形象较讨好的Rabin於74年上台执政（但因太太被发现有外国户口而辞职，90年代再获选总理，但被刺杀），也难逃被叮走的命运。

Begin连续参选九次，终於在77年的选举当选总理。一个政治人物若落败多於两三次，东山在起的机会微乎其微，Begin可是九命怪猫，输了八次、最终也成为总理，应该创了纪录。

希望可以帮帮大家，日後理解以色列的政治。

post-revisionist era 什么意思?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帆动力远洋炮舰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一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舰队。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书论及的“大国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查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是如此。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的障碍很少，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就使欧洲社会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

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王朝——宗教联盟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争当霸主”的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使地盘扩展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资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一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斗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由于到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在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争斗中的命运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了1815年，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的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协调的欧洲”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这个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全球强国发展到顶峰，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在某种程度上的克里米亚战争，尤其是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系统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了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怕相形见绌；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便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十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三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国家的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现在，英国确实已经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的50年的主要发展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可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牺牲。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国际体制与基本的经济现实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五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了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俄国也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工业超级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如应付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要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跌宕起伏，却肯定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1914—1918年战争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做到的一点是，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似乎又得到了加强。这说明，目前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期，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这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五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平时与战时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国之间的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但是，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对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十分感兴趣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也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盛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最近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任何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但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它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6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致使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是否受可测量的“力量/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那时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因此，它决不会由于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经济繁荣时期多得多。爱德华统治时，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期时多得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目前，美国和苏联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以后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18世纪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荷兰“联合省”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意见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微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有道理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空白。

something about performance art 重酬！！！！

从字面上看，post-revisionist era 的意思是“后（历史）修正主义时代”。这个词中的 revisionist 与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修正主义”争论不是一回事。这里所说的 post-revisionist 是指对某段历史从新认识和定位的历史观提出之后的阶段。在理论界涉及 post-revisionist era 的通常是两个不同的历史研究范畴。一是美国教育领域里的 post-revisionist era，特指上世纪70's and 80's 之后的教育理念，即“每个儿童都能受教育”（no children left behind）的教育普及理念直至今天的这段历史。另一个是几乎在同一时期里，历史与社会研究领域里出现的对东西方冷战的反思，其 post-revisionist era 是指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退出历史舞台至今的这段历史。

有关周恩来的英文介绍

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也称行动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等，国外目前通用的用法是Performance Art，它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

概述

行为艺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它是指艺术家把现实本身作为艺术创造的媒介，并以一定的时间延续。

特定的环境和含义为依托而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艺术形态。行为艺术相较于架上绘画、传统雕塑等艺术注重艺术行为的结果留存而言，它更是强调、注重艺术家的行为过程意义，是典型的具有表演性特征的过程艺术形态。作为行为艺术家，大多坚信——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创造自由。创作体验只能通过开放性的。即兴的、无情节而与生活融为一体的艺术创造实践活动才能够获得和实现。因此，行为艺术具有；开放的情感表演性特征。即行为艺术家不是象架上绘画艺术家那样多数时间是把自己关在室内“孤寂’地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工作。而是在开放的时空环境里——街头、广场……等场所，将自己即时奔放的情感予以当众释发宣泄，并注重和强调展示行为过程的质量度。因此，行为艺术没有完形的如架上绘画那样的结果留存；行为过程就是其作品的全部所在。

其次，艺术泛化性特征。行为艺术家以自己特有的艺术创造行为过程展示，把传统艺术从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高度的神圣殿堂，摆放到了普通观众心目中的“不过如此”的“平淡”状态。尤其在有的作品中，还请一般观众参与，这就更消解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了观者对艺术创造行为的认同感，同时，行为艺术强调的是行为过程，这在客观上，就把艺术注重行为结果的单一视域拓展到了充分认识、注重艺术行为过程的领域。从而有助于人们完整地认识人类艺术整体行为的，合乎艺术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发展运动。最后，行为艺术具有平凡中的艺术深刻性特征。即是说，行为艺术是行为艺术家“有意味的”行为过程展示艺术。我们讲行为艺术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的传统界线，行为艺术家曾邀请观众参与到其具体作品中去共同创造艺术作品。

行为艺术其实也就是当代实验艺术中的一种类型，但是，由于近一二年来，有一些在视觉上比较"刺激"的行为艺术作品被冠上"病态"、"血腥"、"暴力"等称谓之后，不仅在"圈"内，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行为艺术"的现场性、直接性的特点，在事后仅仅靠几张照片很难来完整地反映某个作品的具体实际情况，所以难免会引起别人对于行为艺术理解的片面性。

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进行到现在，已经在艺术界和社会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场讨论中，我们的一些大众媒体包括一些专业刊物在这场讨论中一直没有对所谓的"行为艺术"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介绍，道听途说、以偏概全式的报道误导了大众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对于"行为艺术"的了解。

我们要客观、公正地讨论这些艺术现象，就必须要提供给业内人士包括一些对前卫艺术有兴趣的网友全面了解这些作品以及与"行为艺术"有关的评论文章和知识背景，这对于我们冷静、理性地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会有所帮助。

行为艺术的鼻祖是一名叫科拉因的法兰西人。1961年，他张开双臂从高楼自由落体而下，这称作人体作笔。

行为艺术采取很夸张的表现手法，用行为来表达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些行为有的是美的，有的是丑的，但不是人在正常状态下有的。

自行为艺术出现在中国以来，由于和中国人的审美观、道德观以及社会传统反差较大，始终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行为艺术”的发展中部分创作者更以自虐、伤害、鲜血等极端行为作为表达的主要方式，直接挑战人性和道德的极限。我们在这里列举，希望可以拓宽我们对于艺术、人的生活乃至生命的思考。

行为艺术在中国

所谓行为艺术是一种艺术家用思维和行为过程来进行创作的艺术形式，现代行为艺术兴起于西方，是西方当代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行为艺术在本质上可以定义为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

中国的行为艺术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拿来的一种艺术形式，从1985年新潮美术时期�（1985—1989） 它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宋永平、宋永红兄弟的“一个场景的体验”、丁乙等人的“街头布雕”等具有行为展演倾向的艺术活动，普遍采用包扎或自虐的方式，这与80年代年轻艺术家企图通过反文明、反艺术的手段来求得精神自由的价值取向有关，透露出对“文革”、对精神压抑的反抗，表达了艺术家寻求思想解放的时代愿望。

90年代行为艺术

90年代行为艺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艺术家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过程，一种是艺术家展现自身生存生活状态的行为活动。

第一种往往是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涉及面较广的社会性行为，例如有一群艺术家从大都市来到贫困山区，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创作，用来表达艺术家们厌恶商业文化希冀回归自然的心态，这整个过程就是一项行为艺术；一个名为“新历史小组”的团体出售自制的“集邮牛仔服”和著名企业家肖像画，用来说明消费时代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的关系；更有人把成千上万的红伞挂在公园的树上，让游人漫步其中，使观众成为行为艺术的一部分。或许您在不经意间也搞了一把行为艺术呢。但是这种行为艺术在进入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往往受社会、市场、公共秩序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这种行为艺术目前很难举行大规模的活动。

第二种形式，因为是艺术家展现自己生存生活状态的行为艺术，所以越来越成为行为艺术家热衷的形式和手段之一，结果就有了赵半狄与玩具熊猫就环保问题展开对话；舒勇在情人节找花草树木谈情说爱；王晋与一头骡子结婚等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行为艺术与行为艺术家。

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行为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当生活被艺术家们作为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又是那么出忽我们意料，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常态生活的理解，猛烈地撞击着我们感官和精神的承受极限。他们用艺术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但同时我们也对艺术的底线提出了巨大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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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Enlai (Chou En-lai), the son of wealthy parents, was born in Jiangsu, China, in 1898. He was educated in a missionary college in Tianjin before studying at a university in Japan. He moved to France in 1920 where he helped to form 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 also lived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returning to China in 1924. 。

As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o Zedong, Zhu De and Zhou Enlai adapted the ideas of Lenin who had successfully achieved a revolution in Russia in 1917. They argued that in Asia it was important to concentrate on the countryside rather than the towns, in order to create a revolutionary elite. 。

Zhou Enlai also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Kuomintang and was appointe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With the help of advisers from the Soviet Union the Kuomintang gradually increased its power in China. Its leader, Sun Yat-sen died on 12th March 1925. Chiang Kai-Shek emerg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organization. He now carried out a purge that eliminated the communists from the organization. Those communists who survived managed to established the Jiangxi Soviet. 。

The nationalists now imposed a blockade and Mao Zedong decided to evacuate the area and establish a new stronghold in the north-west of China. In October 1934 Mao, Zhou Enlai, Lin Biao, Zhu De, and some 100,000 men and their dependents headed west through mountainous areas. 。

The marchers experienced terrible hardships. The most notable passages included the crossing of the suspension bridge over a deep gorge at Luting (May, 1935), travelling over the Tahsueh Shan mountains (August, 1935) and the swampland of Sikang (September, 1935). 。

The marchers covered about fifty miles a day and reached Shensi on 20th October 1935. It is estimated that only around 30,000 survived the 8,000-mile Long March. 。

When the Japanese Army invaded the heartland of China in 1937, Chiang Kai-Shek was forced to move his capital from Nanking to Chungking. He lost control of the coastal regions and most of the major cities to Japan. In an effort to beat the Japanese he agreed to collaborate with Mao Zedong and his communist army. 。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ommunist guerrilla forces were well led by Zhu De and Lin Biao. As soon as the Japanese surrendered, Communist forces began a war against the Nationalists led by Chaing Kai-Shek. The communists gradually gained control of the country and on 1st October, 1949, Mao Zedong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Zhou Enlai became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In 1954 he headed the Chinese delegation to the Geneva Conference. The following year he advocated Third World unity at the Bandung Conference. 。

As a result of the failure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ao retired from the post of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 place as head of state was taken by Liu Shaoqi. Mao remained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overall policy. In the early 1960s Mao became highly critical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He was for example appalled by the way Nikita Khrushchev backed down over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

Mao Zedong became openly involved in politics in 1966 when with Lin Biao he initiat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3rd September, 1966, Lin Biao made a speech where he urged pupil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to criticize those party officials who had been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Nikita Khrushchev. 。

Mao was concerned by those party leaders such as Liu Shaoqi, who favoured the introduction of piecework, greater wage differentials and measures that sought to undermine collective farms and factories. In an attempt to dislodge those in power who favoured the Soviet model of communism, Mao galvanized students and young workers as his Red Guards to attack revisionists in the party. Mao told them the revolution was in danger and that they must do all they could to stop the emergence of a privileged class in China. He argued this is what had happened in the Soviet Union under Joseph Stalin and Nikita Khrushchev. 。

Zhou Enlai at first gave his support to the campaign but became concerned when fighting broke out between the Red Guards and the revisionists. In order to achieve peace at the end of 1966 he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se attacks on party officials. Mao remained in contro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army was able to oust the revisionists. 。

Although he continued to be attacked by the Red Guards Zhou Enlai survived in power and was the main architect of the Détente polic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t Richard Nixon in China in February 1972. Zhou Enlai died in Beijing on 8th January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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